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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29

舆情聚焦:博导诱奸女生

厦大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吴春明被指“诱奸”女学生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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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教育舆情监测系统显示,本周教育相关舆情正面信息25206条,负面信息63859条,中性信息71943条,负面信息量高于正面信息。总体信息量于7月14日和7月17日达到高峰。负面信息量从7月12日起,到7月17日每天持续高于5300条,7月18日略微回落。本周,博导诱奸女生、中国虚假大学名单发布等新闻迅速地成为舆情热点。

近日,厦大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吴春明被指“诱奸”女学生一事,将厦大推入舆论漩涡。7月10日,一篇名为《对汀洋的声援—控诉厦门大学淫兽教师吴春明长期猥亵诱奸女学生(附床照)》的博文在网上被疯转。(7月16日中青在线)7月12日,厦门大学就厦大博导被指诱奸多名女生发表声明,表示已中止吴春明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招生和指导研究生。刑事诉讼法专家表示,如果女学生所说诱奸属实,那么对于吴春明可以有行政上或者党纪上的处理,但是还不构成刑事犯罪。7月14日,厦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厦大老师们传言,“从学生在网上发的第一封信,学校就很紧张,找了吴春明,问他给学生承诺什么没实现”,然而吴春明“连睡几个都没搞清楚”,他自己也“承认了和女生开房的发票在国家课题里报销”。(7月16日《中国青年报》)

本周,关于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诱奸女研究生的传闻,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热议。根据中国教育舆情监测系统的监测显示,7月12日到7月18日期间,主要信息传播平台为搜索;7月12日,厦门大学就厦大博导被指诱奸多名女生发表声明,表示已中止吴春明的研究生导师资格,随着声明的发表,在2014年07月13日达到事件传播的最高峰,信息传播量为918条。

信息量走势图
近日舆情评价信息统计

 近日,中国教育舆情监测系统共监测到舆情信息3041条,其中负面信息共1815条。其中,7月17日达到总体信息量和负面信息量的高峰。

“博导诱奸女生”负面信息分布图

 此事件从微博开始引起舆论的热议,经过微博和论坛的持续发酵,媒体加入报道,在跟踪报道中,微博继续更新,形成微博、论坛和新闻的共同传播。由此,形成负面信息以新闻为多,论坛和微博其次的布局。

观点一回应论:传言四起,从校方的回复洞察应对舆情的力度

对于厦门大学而言,最近可谓多事之秋。上周,在校长被副教授斥责“吃饭特权”,校长回击教授“学术造假”后,一起博导诱奸女生的事件在舆论的热度下发酵升温。6月18日微博“汀洋”发出一篇《考古女学生防“兽”必读》。只是当时这样的爆料,并没有引发关注。7月10日,微博“青春大篷车”在网络上写下“支援汀洋书”,披露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导、考古学专业知名教授吴春明床照,直接把吴春明和自己发生关系定义为“诱奸”。这中间,隔了将近一个月。

作为“桃色新闻”本身投取人们窥私的所好,容易引起人肉搜索的兴趣和饭后茶余的津津乐道,同时还有图片,尤其符合网络传播以及微博传播的特点,这也是它能够在微博点燃舆情的原因。7月16日,媒体加入报道的队伍,网络和媒体的双重传播,直接加速它的传播力度和可信度。同时,它是一个发展中的事件,随着新信息的加入,不断涌现新的关注点,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和参与。举报人反映的“被诱奸者”人数,通过私信的途径联系,仍在增加。截至7月17日,网络上出现、各种渠道能找到的相关女性,应可达到5人,其中称被诱奸的为4人。(《海峡导报》)

关于厦大博导诱奸女学生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各种传言不绝于耳,“不知自己睡过几个女生”、“承认了和女生开房的发票在国家课题里报销”是其中的最新版本。虽然这一说法还处在“传言”阶段,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由于其“惊悚系数”较高,一经曝出,立马成为网络和坊间谈论的热点。

对于连日来媒体的报道,日益高涨的舆情形势下,当事人吴春明没有通过相关渠道对外做出回应。此时,舆情期待反馈结果的压力自然地聚焦到事件的主要处理方校方。7月11日,厦门大学历史系做出回应——该系教授委员会、系务会于7月11日向全系教师发送了一封信函,信中指出,针对吴春明所涉事件,决定终止吴春明在历史系教授委员会履职,直至上级领导部门对其所涉事件做出结论。于是,关于回应,舆论一片哗然。

第一,回应的速度。从舆情爆发到院系反馈的速度来看,其实还算高效。可是,值得关注的是,坊间的不少言论恰恰因此认为,这是“院系‘倒逼’校方对此进行调查。”相关记者开始对此进行采访。7月12日10点36分,厦门大学通过官方微博“厦门大学”发表声明,声明称:学校在接到举报材料后立即成立专门工作组,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展开调查。调查期间,已中止吴春明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招生和指导研究生。截止7月18日,校方并未对事情真相和调查进展做出进一步回应。

这显然无法满足舆论对于事实内幕的猎奇心理,舆情的热度不会因此打住,而业内针对校方回应速度及回应力度的评论才刚刚开始。乔志峰在博客中提到,“如果涉事学校和相关部门继续这样玩‘鸵鸟战术’,各种传言可能会更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认为,“涉事学校及其主管部门调查进展缓慢、信息发布不及时。厦大多位知情人士表示,早在去年就获悉该传闻,但一直无法确证。面对坊间传闻,涉事学校未能第一时间回应澄清;当事件成为社会热点,依然没有及时澄清事实、回应公众关切。这难免会给各种传言以滋生和传播的空间。更何况,有的传言来源于内部人士,有一定的可信度。”

第二,回应是否被动。除了回应速度,熊丙奇围绕“倒逼”,他反问,“不妨设想,如果没有历史系教授委员会的‘倒逼’,校方会发出这一声明吗?而进一步的问题是,高校对有不端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的教授,究竟该如何启动调查?是不是校方决定不调查,就不调查?”

并且他在博客里解读了一下“倒逼”的说法以及这背后的问题。他介绍,“在实行学术共同体治理的大学中,对有学术不端行为的教授进行调查,通常有独立的学术规范委员会(或道德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不受行政制约,学校行政只是执行学术处理意见的行政机构。如果有这一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只要历史系的教授委员会提出调查,学术委员会就将启动调查,而根本不存在‘倒逼’一说。——‘倒逼’说法的存在,显现出院系教授委员会的弱势,他们在学术管理体系中,处于‘底层’;没有平等的学术话语权。”

然而,这是我国大学学术行政化的“冰山一角”,他指出,“通常,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以及教授会),都并不独立,而是受制、听命于行政,对于涉嫌学者的学术不端调查,往往由学校行政领导拍板决定是否进行调查。”

第三,回应的方向。新华网王石川的一段评论提醒,“诱奸事件仍在发酵,真相正在艰难地浮出水面,无论坊间还是媒体都在聚焦吴春明究竟诱奸了多少女学生,以及诱奸女学生违不违法。不能说这些探讨并不重要,但仅仅局限于此,显然忽略了另一重大命题,即吴春明是否还涉嫌其他问题,比如媒体披露的吴春明自己已‘承认了和女生开房的发票在国家课题里报销’。如果学校乃至司法部门查实了吴春明确用科研经费报销开房费,绝非小事。”

关于“课题经费开房的问题”,熊丙奇指出,“从媒体报道的信息分析,吴教授的行为不仅仅限于师德问题,还涉嫌违法犯罪,虽然诱奸并不构成犯罪,但根据受害女生的爆料,其涉嫌侵占课题经费开房,(以发表论文、毕业、保研等胁迫)猥亵诱奸女生,利用职务之便为学生保研,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进行司法调查,以查明是否存在违法犯罪问题。”

围绕这话题,持同样观点的舆论不在少数。四川在线上郭元鹏一篇《“开房费用”进入国家课题账单需要追责》文章中提到,“原本以为舆论热炒了很多天,吴春明早就会被公安机关或者是纪检部门喊去‘喝茶’了,没想到的是,还停留在学校的自我调查上。‘睡了几个人’是学校该操心的事情吗?我想,就这起事件反映的信息看,应该关心的是开房的费用是如何进入课题账单的?”

对此,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提到,“该事件能否得出最为客观的结论,仅靠校方调查还远远不够,当地警方和教育主管部门也须早些介入,增加调查力度,并让公众感受到公信。”

观点二师生论:从诱奸不犯罪探讨禁止师生恋的必要性

本周,关于“厦大教授诱奸女生”的话题,舆情呈现出一个特点。即便缺乏当事人的回应,以及校方进一步调查的数据,仍然热度不减。这有赖于两方面的原因。一边是爆料人继续抖料,甚至通过网络不断扩大爆料人的范围,一边是舆论的继续评论。两者几乎同时并行,促使此新闻事件持续发展。

舆论反应中,对于吴春明教授的品行与师德问题严重指责之外,要求法律严惩犯事教授者亦不乏少数。然而,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沈彬发文《“厦大诱奸门”职权性侵的法治短板》提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对此案做了法律评析:诱奸并不是一个法律用语,诱奸也并未违背女方的意愿。如果女方年满14周岁且精神正常,那么诱奸并不构成犯罪。这番言论又引发一轮网络怒火。但客观地说,洪教授这段分析,并非为厦大吴春明开脱,而是目前中国司法现实的写照,或者说,它道出了目前法治的短板所在:官员、老板、教授等利用职权,诱奸女下属、女员工、女学生等,的确很难定罪。”

对于法学专家的此番言论,舆论界褒贬不一。魏中军的博客中发文提出异议,“被诱奸的女生只能吃哑巴亏吗?这是我对法学家说的‘诱奸不犯罪’进行争论的落脚点。在诱奸的事情一出来,法学家就自持权威地来个判断“诱奸不犯罪”,那我们为这些被侵害的女生想过没有,她周围的人会怎么想?带给她的是压力还是理解?她自己是干认吃亏走极端,还是可以理性的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他进一步用他的理解来揣测,“如果大学博导利用其博导的身份,以及对女学生考试、毕业、保送、推荐、就业等对未来前程有重大影响的博导权力,让女生感到不能不和他上床,否则就会没有好果子吃的不情愿来发生性关系,这就不是一般的诱奸,而具有了强迫的性质。”

区别于以往教师性侵学生后舆论一边倒的同情“弱势”,此次事件中,也有部分人认为此乃教授与女学生之间的“私下授受”,部分网民认为,吴春明诱奸女生虽然有辱校风师德,但与名导演潜规则女演员并无二致,并未违背女生意愿;何况大学生早已成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这一场“诱奸是否能够得到惩罚,被诱奸女生是否也有责任”的争论中,舆论更广泛的讨论是围绕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开展——中国大学是否有必要引进欧美国家严禁“师生恋”的机制呢?

中国青年报一篇林清的文章很好地阐述了中外院校不同的处理方法。“男女关系问题,也就是师生之间可不可以谈恋爱、处男女朋友乃至发生性关系。我国还没有大学明文规定不允许,而文化界却一直流传师生姻缘的佳话,如鲁迅和许广平。美国大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普遍明文规定,严禁师生谈恋爱、保持暧昧不正当关系,尤其是对于任课教师和自己班里的学生而言。此类事件一经查出,教师很快会被解职。如果学生低于18岁属于未成年人,还会有司法介入处理。”

那么,我国也禁止师生恋的话,它的阻力有多大呢?文章由此提到了国内大学的相关体制,“我们目前国内大学的研究生制度僵化、师生人身依附关系要严重得多。导师是学生在入学之前、决定报考时就确定的,可能师生双方那时都不够了解对方;课程是否合格和论文能否通过主要由导师来定……可以说,教授对研究生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学校在这方面的监督又很弱。这正是吴春明们敢于肆无忌惮对学生下手、且屡屡得逞的原因,大多数学生遭遇不公时只能忍气吞声。”

在中国舆论的普遍观点里,有时候,师生恋是浪漫的事情,然而,当师生恋的美好和权力相遇的时候,也许容易变味了。陈畅发表在光明网-时评频道的《教授诱奸女生折射学术权力膨胀》一文中指出现实求学路上的无奈,“在当前高校‘一对一’的硕导、博导机制下,从能否保研、保博,到论文能否发表、学术成果能否获得认可乃至于学位评定、津贴发放,导师都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和绝对的话语权。在这样等级森严却又明显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中,一旦吴春明这样的‘叫兽’利用手中职权,以女学生的学业和前程相要挟来实施侵害,作为学生的女生显然毫无退路,俨然已是涉嫌职务犯罪。”

陈畅认为,“放眼全国,如果高校无法建构起平等顺畅的师生关系、以权压人的官僚做派不能让位于活跃开放的学术氛围、导师职权过大而监督乏力的缺陷得不到纠偏,根治学术腐败就无从谈起,而滋生‘叫兽’的土壤也就不可能得到铲除。”

南方网的一篇文章提出高屋建瓴的建议,“大学丑闻曝光之后,舆论都会以‘师德败坏’一语蔽之,但这解决不了问题,大学的问题不能指望提高师德来解决。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需要大学完善大学章程,明确政府、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是一方努力能够一蹴而就的。

熊丙奇提到立法的层面。“对于发生在师生之间(或者上下级之间)的这种‘诱奸’,我国的法律是否存在空白,也值得检讨。如何保护女生,完善法律,对当事教授进行严惩,只是一方面,更需要从制度上加以防患。我国大学目前至少缺乏两个基本制度。

一是禁止师生恋制度。国外大学设立师生恋回避制度,是因学校实行学术共同体治理,因此尽可能避免利益因素对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的干扰,包括对于大学校长、行政人员,也实行利益回避——一旦担任行政职务,就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我国大学屡屡曝出教育丑闻和学术丑闻,与对利益回避的不够、没有建立学术共同体的管理体系有直接关系。

二是学生自治制度。当学生的权利受到侵犯,学生会组织会代表学生维护权利。正是由于有学生自治,学生们并不会觉得自己在学校中处于弱势,而可以大胆地维权,对教授的逾越教师伦理的行为大胆地说不。以上两个制度,从根本上说,就是约束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同时保障学生受教育者权利的制度。”

观点三举报论:爆料不报案的背后,频频爆料“家丑外扬”的尴尬

上周二的舆论场,因为厦门大学的副教授谢灵举报校长用餐特权,同时自己也被人举报存在学术造假嫌疑,该校已经投入了很大精力在调查两个问题。但是,前述调查还没结束,该校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又被举报诱奸女学生,厦大又得组织相关人员调查这件事。

这一切的忙碌,都和舆情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事件形势越来越复杂,原本前一事件的主角谢灵可以置身事外,但是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却因为提到对于桃色新闻的看法,而再一次成为新事件的主角,她很快被卷入舆论的漩涡。7月17日,南方周末发文《厦大女教师谢灵:我手里还有很多“桃色新闻”举报信》。这一次,她的照片终于出现了。

有网友提出质疑,“这一场场连续的事件中,究竟谁在利用舆情呢?谁在这一场舆情里胜出了呢?”江南时报蒋曙辉的一篇文章《厦大博导诱奸女生何必只爆料不报案?》写到,“但凡出现负面新闻,弱势方是最容易博得网民同情的。很多人的情绪容易被媒介和‘弱势方’点燃,网民们往往缺乏自己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这样的同情也就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敢说吴春明诱奸学生的事实不成立,也不敢说爆料者就真有其他企图。在这个法制健全的年代,你有重要证据可以一股脑儿抛出来,据此向执法部门直接报案,单一在网络爆料,吵得沸沸扬扬又何苦来呢?”

从厦大近期的举报途径来看,厦大诸事件,几乎都是通过社会公共网络发帖,将内部问题曝光。这么做,究竟是因为当事人刻意抹黑母校,还是因为“内外有别”的原则,让一些本该在内部举报、调查中解决的问题被忽略、压制,一拖再拖的结果?厦门大学为什么会有一系列家丑的外扬?对此,《京华时报》的评论发出一连串问号。

按照谢灵在采访中的叙述,反观她的举报成长史,其实也颇有一些无奈。“据报道,早年,因为和校方的相关人士一些矛盾,几个回合的斗争以后,她出名了,许多的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信,纷纷从校内寄到了她的邮箱,所有人都盼着她出头。盛名之下,她开始给校领导写信,转述老师们反映的情况。信越写越多,领导不理睬,她也有了新的应对办法,将自己的信群发给她认识的所有厦大老师。”

然而,尽管去年她试着在网上举报,但是并没有积蓄到足够的关注度,无法点燃舆情。直到上周她突然躺枪,有人将她写于一年多前的信,不知为何翻了出来,放到网上。因为迅速点燃的舆情,一方面,她必须匆忙迎战。而背后的“渔翁”到底是谁呢?成为她心里的一个问号。“朋友帮她分析,是不是有人想搞倒校长,利用了她而已。”另一方面,随着舆情的发酵,谁是背后的“渔翁”已经不重要了,反过来,她又不得不感谢“渔翁”,让她的举报信走到舆论的前沿。

顺着舆情的高涨,交织到后来,发展成谁也分不清楚谁“利用”了谁。谢灵顺应着舆情的热度,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将过去的举报一并倒出。而同时期,两篇桃色新闻的举报微博,也相继发布,并随着“厦大”关键词的热搜,搭上了这一趟舆情的顺风车,顺利地成为本周的舆情热点。错综复杂的是,谢灵再一次在本周接受媒体采访,提到“各种桃色新闻,早已接到过许多材料”,凭着接地气的新闻点,成功地抢占头条。同时,两个舆情顺势找到了一个交集。尤其是这一篇文章经过新华社的平台发酵以后,对她的关注度逐渐地回升。这时候,她公开了她的照片。也许,两个事件舆情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朝着她认为可控的方向发展。

但她也发现,“虽然许多人撺掇自己发邮件,但收到群发邮件后,真正愿意回复和自己探讨一下的,并没有几个。现在,对于举报的内容,谢灵会进行区分,属于提意见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她会去向领导提,据理力争。属于揭人隐私,想把谁搞倒拉下马的,她就不做。”

对于举报的看法,力挺的有之,认为她说出了真话,是良心的代表;反对的也不少,认为她抹黑了一所大学。可是,为什么非要家丑外扬的方式来两败俱伤呢?《京华时报》的文章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这个学校有几个爱找茬、希望将是非曲直争个明白的学生或老师。”同时,用一句话解释背后的原因,“其实,举报的背后检举、批评校内人物,原本该走内部程序。”新闻报道里说,“对吴春明猥亵诱奸学生行为的匿名举报此前就已多次出现过,不过由于没人真正站出来说话,最终事情都没有处理结果。”

“两起事件之间的共性,折射出大学内部监督机制的匮乏以及举报维权路径的不畅。”《春城晚报》评论员吴龙贵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写给该报的头条评论中,不无耸动地写道:“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一些大学失去了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能力,以至于大学成为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丛林社会’。”

荆楚网一篇远山的文章直指,“到底是谁败坏了‘厦大’的名声?”文章里提到,“高校去‘行政化’一直喊了这么多年,但是病根还是没有根除。源于内部的监督只是走形式的‘空摆设’,监督约束之力成了‘软脚虾’。那么大学校长权力监督,大学老师师德约束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师生恋的新闻和师生恋的条例

2007年,贵阳六中高三男生孟超由于与一位女教师的三角恋情刺死同班另一名男生。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这首唐诗,可套用在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一名高中女老师与男学生之间的恋情。2013年,这段恋情因遭到学生家长的反对,女教师还因此丢了工作。(《南方日报》)

今年6月6日晚,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足球场上,一名市场营销大四学生,向恋爱三年的大学老师求婚,现场聚集了很多学生,最后男学生求婚成功。在网友评论中,不见有一条质疑一段3年“师生恋”的正当性,反而都在赞美“有情人终成眷属”。

1984年,哈佛大学颁布校规,禁止教授和其直接教授的学生之间有浪漫关系,这是美国高等学校第一个颁布的师生恋规则。后来这一规则逐渐扩大化,不再仅是禁止老师和直接教授的学生之间有浪漫关系,而是禁止一切师生之间的浪漫关系,现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有这个规则。

“博导诱奸女生”的事件观察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讨论,比如厦大历史系教授诱奸事件,为什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爆料却不报案?原因绝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简单,坦率地讲,现在的媒体本身就是没有节操的,为了轰动效应而不惜选择性造假,不还原事情真情,只是选择性陈述,以达到轰动效应。

如果报道属实的话,历史系这个教授,一定是有道德问题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触及一个敏感问题:师生恋。师生恋不是今天才有,近代很多名人就诞生过很多“师生恋”式的浪漫爱情的故事。只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出于对学生的保护,国内外都不能接受师生恋这种事情发生,于是都有类似规定,但一个规定能锁住真正的爱情吗?肯定没有意义,但对于不良老师的威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支持禁止。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