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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新闻系主任辞职信走红网络 称只想安静教书
2017-05-27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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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人物

  武汉大学新闻系教授夏琼。5月17日,她向学院递交辞职信,提出辞去系主任一职。

  5月25日,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夏琼在微信朋友圈中晒出了自己的辞职信,“尊敬的学院领导:本人因任新闻系系主任一职长达十二年之久,其间既无所作为,更无甚建树,且严重违反任职年限之政治规矩!特请求辞去新闻系系主任一职,恳请批准为盼!”

  夏琼,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她任新闻系系主任一职长达十二年之久。图片来自网络

  她同时在朋友圈配发了一段言论,“至于辞职理由嘛,实话实说:累了,倦了,也绝望了……长期与这种不懂教育,不尊重教学,践踏教师尊严,侮辱学生智商的高校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着自不量力的抗争,突然发现毫无意义与价值!辞职感言:高校已放不下三尺讲台,如今想做一个认真的教书先生真的很困难。”

  夏琼198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任教,迄今已33年,从2005年起一直担任系主任职务。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接受新京报电话采访时证实,校方已经批准了夏琼辞去新闻系系主任的申请。

  新京报独家对话夏琼,她提到,“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只想安安静静教书。”

  “我辞的不是教师职”

  新京报:很多人都在转你的辞职信。

  夏琼:其实我很早就提出了辞职。理由很简单,就是干的时间太长了,没这个时间和精力。

  

5月17日,夏琼向学院递交了辞职信。

  新京报:辞职是出于什么考虑?

  夏琼:辞职是有前因的,此前担任系主任八年到期的时候,我就提出来辞去系主任职务,希望让年轻人上,但是院里迟迟没换。这个学期开始后,新的领导班子上来了,我就又和院里提出来,希望换系主任,包括学科建设,都要让年轻人来做。所以(5月)17日,我就写了辞职信,交上去以后,院领导也很体恤我,很快就批了。院里原则上同意我辞职,认为我做的时间长了,已经口头向我传达了。

  新京报:辞职后,有什么打算?

  夏琼:继续当老师。我希望学校还老师一个安静教书的环境,还学生一个更多地安静读书学习的环境。教育与教学的这个过程,是经不起折腾的,而且教学与专业是有规律的,不要过多地行政瞎折腾。

  新京报:网上有很多对此事的评价,你怎么看?

  夏琼:现在网上有些过度解读,好像我辞掉了公职,这是一个错误的解读。我就是做系主任的时间太长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多次和院里提出过应该换系主任,我在大会小会上都提出过。

  我想澄清,第一,我辞的不是公职,不是辞去教师职,我挺热爱教师这个职业的,我辞的是“小队长”职务。第二,辞职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时间长了,应该换了,我不想干了。

  新京报:辞职信引发很多人关注,继续留校任教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夏琼:我觉得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把系主任辞了,我可以继续专心地做教学工作,做学生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影响。我所有的工作一切照常,5月25日下午全程参加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晚上毕业聚餐,5月26日上午八点钟又给研究生上了两节课。

  新京报:现在还有什么诉求吗?

  夏琼:我是教授、也是博导了,再干几年就要退休了,我本身不存在太多的诉求。辞职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做系主任的时间长了,也比较累了,不想干了。我当这么多年系主任,也没有个人的诉求在里边。系主任就是一个“生产小队长”,管理一个系的教学事务,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没有任何权力。网上可能解读错了,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很大的院,我只是一个系主任。

  

夏琼发朋友圈回应辞职。

  “我的绝望,就在这里”

  新京报:你在朋友圈里说,“高校已放不下三尺讲台”,自己“长期与这种不懂教育、不尊重教学、践踏教师尊严、侮辱学生智商的高校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着不自量力的抗争,突然发现毫无意义和价值”。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夏琼: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学校一直在说重视教学、重视教师,但是我们实际感觉到的,没有得到太多的改进吧,反而受到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

  新京报:这是不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问题?有人看到你朋友圈里的言论,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进展缓慢。

  夏琼:我的绝望,就在这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喊了很多年,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作为一个从事一线基础教育的老师,我觉得国家改革的目标是要回归教育的本真,以学生为主,教学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感知的是,学校喊得很厉害,但实质上不重视教学。

  新京报:你觉得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难点在哪里?

  夏琼:大家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是,老师上好一门课或讲多少课时的课,比不上一篇CSSCI文章。现在很多年轻老师比如讲师,面临一个基本问题,职称要上去,可上好几门课对此一点帮助都没有,或者只是有微小的帮助,对课时量会起作用。实际上,一篇论文到底有多少价值?它是不是就超过上好一门课,获得很多学生对这门课的认可?其实年轻老师有可能更愿意去做教学,没有更多精力去写文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做好老师讲好一门课,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认为,写好一篇论文比上好一门课更重要。这就是一个指挥棒的问题。

  而且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指标,也过度注重了量的东西,没注重实质性的东西,项目申报重申报不重结果。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问题。它运行了很多年了,我们看不到希望的是,它没有任何改变,未来依然是评价体系朝着这个方向。包括论文发表期刊,这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链了,还要以产业链的论文来论高度,来论成果,这个机制本身是不是要考虑修正呢?

  “我首先要做一个讲真话、讲实情的老师”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敢于直言、具有批判精神。你认可这种评价吗?

  夏琼:2014年,我被武汉大学评为教学名师。学生给我写的报道,“敢于直言的新闻学教授”,就是这样写的。

  我想澄清下,高校里像我这样敢于直言的教师,也许不是太多,但也不太少,这主要看校方愿不愿意听意见。这也与我的性格有关系,素来比较直爽。我历来直言不讳,非常坦率和直接,并且很简单。这是我一贯的一种状态。“敢说真话”是我的基本原则,我教学生“做记者最重视的就是要讲真话、讲实情”。我教学生这样做,当然我首先要做一个讲真话、讲实情的老师。

  新京报:有人留言说,辞职信是对不合理教育体制的批评,你怎么看?

  夏琼:首先声明,我谈到的是高校管理机制的问题,是高校普遍性问题,武汉大学我也认为在普遍性当中,但这不是武汉大学个体的问题,它是系统性的,而且很复杂。5月25日这个辞职信在网络上发酵,就是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共鸣,我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教育体制是什么样的?

  夏琼:教育体制太大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有问题,全国人民都在讨论教育体制的一些问题。从理论上来讲,目前教育管理体制,不尊重教学、不尊重教师、不尊重学科。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具体来说就很复杂了。

  新京报:把辞职信发到朋友群并且配发那段话时,想到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吗?

  夏琼:我讲的问题,其实这几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讲,很多人都在说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了。

  我个人的问题,请不要过多解读。有人说我成了“网红”,“网红”明显是有所诉求的。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只想安安静静教书。希望不要过多解读,我本身没有任何目的诉求,我本是一个很感性、很率性的人。那天只是很直率地发表了几句,这是我平时一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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