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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为何出现偏差
2016-10-18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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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国家对高教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和资源,但另一方面,一些高校和教师日益浮躁,急功近利,扭曲了教育和科学发展的生态,与国家的意图和愿望明显偏离——

  当前,针对以工程或项目办法、靠行政措施进行高等教育建设,人们有一些争议和批评。笔者最近参与了一个有多位院士和高教领导参与的高教战略咨询研讨会,其间大家对各种扭曲心灵和行为的无穷的行政或事务性应付深表无奈和不安,包括科学家自尊受到伤害的一些审批和财务控制。公家用纳税人钱对教育和科研的支持自然应该受到监控,但不顾教育和科学规律的配置方式及监控手段不仅不会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还可能人为地造成大量的浪费。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针对高教发展的战略措施和政策频出,除被热议的“985”“211”外,还有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2011协同创新”工程、目前如火如荼进行的“两个一流”建设工程,还有受到争议的新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等等。在人才方面的工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国家级的有“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杰青”“优青”等在内的一整套人才计划。实际上10多年前国家就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不少人很困惑,这个工程的国家级人选是否可算为现在的“千人计划”,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其实,这些叩问并非真想搞清楚其间的关系,而是对某些不管前后衔接关系、不断“翻新”的工程和项目间接地发些牢骚或表示不满。

  多年来,一方面可以说国家对高教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和资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或看到甚至直接体验到这些年来高教发展中存在的很多奇怪现象,例如对高教改革失去方向的批评,对我们大学做跟班式科研的无奈,对海归人才质量的质疑,以及当前各高校针对“两个一流”对学科大拆大建甚或重新包装的抱怨,等等。作为业内人士和有责任感的公民,大家不仅为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未能获得应有的成效而造成的直接浪费感到遗憾,更对高校大量的高阶科教人才资源间接地被浪费而感到痛心。例如,很多高校领导和管理者明知有些工作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为了获得资源或得到支持无奈地努力着;很多大教授甚或院士不是深入一线教学和研究,而是奔走在各种评估或“跑关系”的活动中;很多教师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而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和填报各种表格、参加很多会议和活动,而且当事人对这些活动背离主业心知肚明,但又非常无奈地陷入其中。目前高教系统这种日益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扭曲了教育和科学发展的生态,与国家的意图和愿望明显偏离。

  到底是什么让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渐行渐远?笔者认为,除依法治教和大学管理的体制问题外,关键是我们一直在用工程或项目的方式配置资源、以行政的手段来导向和操控教育和科学活动,违背了教育与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行政化的工程或项目配置机制违背了教育与科学的基本规律

  通常,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也接受市场机制(学术竞争)和行政机制的引导。但不同的机制对教育和科学发展有截然不同的影响。例如,我们试图通过各种工程培育出一些杰出人才,用意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的诞生往往不是多方面提着水壶能浇出来的,而是在良好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环境下冒出来的。因此,真正的人才计划或政策应该是营造这种机制、文化和环境,而不是简单地选苗助长或拔苗助长。纵然,通过各种工程的“浇灌”也可能促成一些人才的出现,但却会因为环境的浮躁与恶化抑制了大量优质甚至杰出人才的涌现,这种忽视教育和人才规律的工程式拔苗助长往往得不偿失。

  再如,教育资源可通过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配置。市场机制虽然也会诱发短期行为,但如果高校被赋予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和运行机制,就不会不关注自己的教育质量和品牌,考虑到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市场机制常会支持长期行为;然而,行政资源配置往往因为政绩等因素更多关注短期行为。但毕竟公立教育具有公益事业性质,肩负着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培育的历史使命,国家自然需要大力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或资源配置绝大部分应该以一种基于学校性质、规模、使命而建立起来的科学、规范、透明的机制,而不是以各种名堂的工程来履行,从而使大家无须无休止揣摩下一阶段又会有什么新工程,也无须整天费心思地增强自己的谈判砝码或筹划某种策略去争取一些工程,更无须把大量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各种填表和“跑关系”的活动中。高校领导、老师便会静下来,集中精力研究和探索如何搞好教学和研究,高校也可以慢慢回归本质,不再简单追求一些表面的指标,而是沉浸在育人的修炼中、兴趣的探索中、重大科研或发现的激动中。这么做,也许一时一些显性的、意义不大的指标会有所回落,但我们会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出人才、震惊世界的科技创新或科学发现会不断涌现,那时我们再也不用成天把“钱学森之问”挂在嘴上。

  以我们现行的科研管理为例具体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目前主要采取行政化的工程或项目配置机制,即使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块本应支持以兴趣为主的基础研究、维护国家科学精神和文化的、孕育一批科学家的净土,也设法搞出了各色各样的“工程”。我国科研主力之一的高校,其科研管理体制采用的也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从国家到教育主管部门再到高校,层层管理,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门是一级行政机构,有特定的行政级别。其次,高校科研活动组织方式行政化、工程化、甚至运动化,例如,当下不少高校及其主要研究力量就沉浸在“两个一流”的运动中。行政人员由于掌握着资源分配权而居于主动控制地位,充当评审和验收的角色,研究人员则为了申请项目而奔波忙碌,不断准备申请材料,按照行政人员不断变化的要求提交信息,行政人员的服务角色不复存在。再次,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激励政策行政化。目前我国科研评价中体现的是行政逻辑而不是学术逻辑,权力和官本位深深侵蚀学术界,造成了学术界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为政绩而重数量轻质量,很多学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没有含金量,而且重短期轻长期,项目评价以资助的行政级别论高低,论文评价则以期刊的检索情况为依据,而不是考虑研究本身的价值等等。可见行政机制取代学术机制主导科研管理问题很大,而行政权力之所以能干预学术事务,根源在于行政权力掌握着学术资源的配置,而且配置方式失当。

  再深入观察教育的资源配置,因教育特别是公立教育体系的公益性,全世界的很多大学都要靠政府的资金来维持运营,因此政府支持大学并不鲜见,但政府如何把资源配置到大学却有行政和市场(学术竞争)两种机制。

  我们国家的资源配置是典型的行政主导模式,教育拨款从国家到大学,要通过国家或教育部设立的各种项目和工程来向财政部提出预算需求,然后再以项目和工程的名义把钱分拨到大学。如过去的“985”“211”和现在的“两个一流”,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进了笼子,就会得到大量的投资,因此大批大学和其主要力量倾尽全力,不惜包装和拼凑,设法带上“两个一流”的帽子。在这个过程中,部委的话语权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包括教育部门大家俗称的“跑部钱进”现象很常见。

  很多西方的大学并不采用行政的机制,而是更加注重资源如何支持学术活动本身。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的公立大学也接受政府的拨款,但一般会通过一个拨款委员会来具体运作拨款事务,而拨款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高校、政府和业界的代表,能够基于多方的利益来确定拨款方案,达到多方满意和共赢。已有很多发达国家如何支持教育和进行资源配置的经验研究,这里无须赘述。

  再深入剖析我们各类人才工程,不能发现其逻辑弱点。人才学和人类历史不断证明,杰出人才和重大科学发现大都是冒出来的,在可自由追随自己兴趣、能长期静心钻研的生态环境中,所有的苗子都有可能成为大才、对兴趣的执着追求可能孕育出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一个社会如果能构建这种良性的生态环境,伟大人物和重大的发明创造便会层出不穷。但我们目下的资源配置机制、教育科研评价体系、人才选拔工程虽然也可能浇灌出几棵苗甚或大树来,但却失去了大树成林的机会。各类人才工程的动议很好,笔者很荣幸也曾是早年“千百万人才工程”的一员,但对近年来日益遍地开花的各类工程选拔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类投机行为深感痛心,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不良后果不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更重要的是破坏教育和科研生态,值得决策层和各级政府认真反思和关注。

  营造尊重教育和科学规律的生态系统,让杰出人才和科学创举冒出来

  教育与科学本是一个系统和生态问题,生态首先强调共生,系统中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生态存在的前提,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自主的动态调整,主体关系的失衡或者个别主体的过度强势,必将破坏生态平衡,从而难以实现良性循环。其次,生态系统具有涌现性,当环境条件具备,就有可能通过自组织产生良性循环。

  例如对于科学研究,我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冒出更多杰出人才和伟大的科学创举。我们国家钟情的颠覆性技术,如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物联网、页岩气开发等最新一代影响社会发展的新技术,大都是由苹果、谷歌等公司开发的,原创性的科技创新或设计并没有出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而且是全世界公认的“最聪明”民族之一的中国。从个体角度略加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其中的缘由。除了大学里主要精力在角逐那些工程、教育模式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教知识的模式外,社会的浮躁也阻碍着我们创新人才和成果的涌现,例如中国社会成功的观念太单一,扼杀了孩子们的兴趣和追求空间;长期应试教育抑制了年轻人的创造性;家长们对学生的过度溺爱和终生干预使得不少想猎奇、有想法和创意的青少年放弃了初心;全社会对短期财富的追逐挤压了那些对个人兴趣长期执着追求的空间等等。于是,很多颠覆性创新的机会只能留给像硅谷那样包容失败、可以在车库或地下室有一顿没一顿的创业者。另外,从机制上我们也可发现,曾经在20世纪主导诸如互联网、隐身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激光、无人系统等重大颠覆性技术开发的美国军方,也开始重视与硅谷的合作,注重更加灵活多元和市场化的方式,而不再仅仅依赖国家行政主导的大项目制。

  综上所述,不加限制的工程和项目式的资源配置机制、政绩性的评价体系、工程性的人才选拔方式一定会导致包装、作秀、投机行为的泛滥,孕育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扭曲教育和科学的生态环境。那么,到底如何真正建立有利于教育和科学长期健康发展的资源配置体系?通过科学、规范、透明的机制营造尊重教育和科学规律的生态系统,以替代行政主导的以工程或项目为主的配置方式非常关键,例如以科学、规范、透明机制主导高教的资源配置,使高校静心于教育与科研主业,回归本质;建立质量与贡献导向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加强学术权力在高校资源分配中的决策权;为人才的成长和科学研究创造生态环境而非直接刺激和鼓励短期行为等。

  (作者:席酉民 张晓军。席酉民教授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张晓军博士系西交利物浦大学领导与教育前沿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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