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大学校长在会场上提出的问题显示，中国大学校长迫切呼唤改革。　

　　杨祖佑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校长，任职已有12年，自1998年以来的8年间，这所学校共获得了5项诺贝尔奖，该校也是近10年来美国高校中地位提升最快的大学之一，在美国高校综合评比中排名第44位。杨祖佑校长说，他任校长之初，有教授提议他办法学院，但评估显示花20年的功夫也只能达到美国前100名，而这时有人提议办环境学院，并预计5、6年后可以达到前3名。杨祖佑校长说：“最终我们没有办法学院，也没有办商学院，就办了环境学院。”但是，在他眼里极为轻松的事，对于中国校长却颇为头疼，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会后交流中向杨祖佑提出的问题就是：“你们发展新领域的决策作出后，那些之前推动建立法学院的人能听你的话吗？”　

　　朱清时校长困惑的，是人的问题。

　　本届论坛上，校企合作是一个被外方校长经常谈到的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介绍说，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提供的技术和团队合作，使美国硅谷的公司受益良多。他说，在斯坦福大学，一名教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如果教授在外面的企业或公司任职，校方的规定是他们不得担任执行经理，且每周只能在公司工作一天。对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胡海岩提出的问题是：“有没有办法能够阻止教授呆在学校办公室时想的是公司的事？”　

　　胡海岩校长困惑的，又是人的问题。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校长迪埃特·伦森介绍的弱化行政权力、加大学术权利的主题，引起了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认同，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去操作，华东理工大学的校长钱旭红向迪埃特校长提出的问题是：“你们是如何减少行政层次和一些委员会的？”　

　　钱旭红校长关心的，还是人的问题。　

　　朱清时校长对记者说：“我们受到体制上的限制。圣塔巴巴拉分校的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杨祖佑校长一一请到他们学校的，当时，这些教授还没有获得什么奖，但杨校长有眼光看到了他们的卓越之处，更重要的是，给这些教授什么样的工资和待遇，创造什么样的科研环境，甚至寻找什么样的人组成支撑这位教授的团队，他都能说了算。但在中国，你觉得应该给某位教授很高的工资，但你首先面临的是要‘摆平’其他很多人，体制不允许校长说了算。”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已进行了5天，记者的观感是，外方大学校长的确给中国校长们带来了新视野、新思路、新理念，并对他们有所启发和推动，但是，再好再新的思路与理念，如果没有一块适于它落实的土壤，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对于如何解决好“土壤”的问题，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表示：“下一步，我们将解决制度创新的问题，在大学的组织机构、大学的法人制度，大学校园的融和问题、考试制度、评价评估体系等方面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迈出改革的关键一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