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初跟清华几位老教师还做了一个对比实验：把学生选对答案的试题，用另外的方法去考，或者让学生讲讲这些试题的意思。结果发现，许多题目学生根本没有看懂。

　　“标准化考试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反而“约束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创造能力”

　　有一次，孙复初看到一道选择题，觉得A和B答案都对。于是去请教当时的外语系主任。系主任也觉得两个答案都可以。他们又去请教外教，外教也持同样的看法。令孙复初不解的是，课堂上却非要把B否了。

　　“语言不像数学，一加一就等于二。语言那么多种多样，简练的语言、委婉的语言、隐讳的语言……一个意思可以有十几二十几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僵化的方式来约束学生呢？”孙复初质问，“学生不会说自己的话，只会写与标准答案相同的话。”

　　去年2月，《南方周末》登出对孙复初的访谈：《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

　　3月，一位从事教育测量研究的学者在媒体上发表了另一种观点：“如果有人用菜刀伤了人，需要追究的是用菜刀伤人的人的责任，而不该去责怪菜刀”。“四六级考试功大于过”，只是这把“菜刀”被误用了。

　　对此，孙复初很不认同。他说：“标准化最不适合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不能用标准化的思维，两者天然地冲突。”

　　他认为，标准化考试必然导致学生语言能力的下降。“有人说，中国学生汉语水平普遍下降，是由于英语的冲击，其实同样是因为标准化考试”。

　　“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孙复初最初开始学习语言，是在抗战时期母亲带着他逃亡的路上。随身行李中，母亲斯霞惟一不舍得丢弃的，是一包儿童读物。

　　逃难间隙，母亲就通过读故事书来教他识字。当他认识一些字了，便要求他写日记,或者给远方的亲戚写信。

　　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这样在长子身上实施她的语言教学实践：随课文分散识字，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在识了一些字后，就想办法让孩子应用。事实上，在她后来几十年的小学教学生涯中，她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在她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小学试验班里，二年级的学生可以认识2000多个字，读了174篇课文，还可以写几百字长的作文。

　　颠沛流离中，孙复初跟着母亲从3岁学到6岁。第一次上小学他就直接被分到了五年级。

　　母亲的语言教学经验，对孙复初产生了极大影响。“英文与中文学习的规律是相通的。”他强调。

　　孙复初回忆，上世纪40年代，他在南京上中学时，当时的中学英文老师就是按照同样的规律进行教学。

　　那时，中学生孙复初英文课上读的是英文原著，高二时，他们的教材便是原版的《林肯传》。老师要求他们大声朗读课文，背其中的好句好段。他和同学还被要求用英文回答问题，用英文写日记、写作文。

　　中学生孙复初那时常常使用英文。除了课堂上用英文听课和交流之外，学校在某些课程上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要求他们用英文做习题，写实验报告。

　　考大学时，英语考试也跟平时学期考试一样，只是要求答几道问答题，然后“哗啦哗啦”写篇作文交上去完事。“管他什么作文题，拿起笔来就能写。”他说。

　　孙复初的夫人郑老师，那时在天津上中学，各校采用不同的教材，“我们英文课就是读《项链》、《灰姑娘》什么的。”郑老师说。初三时，她和同学已经能用英语编小戏剧在圣诞夜里演出了。

　　尽管没有“好记星”、复读机、电子词典等现代工具的帮助，两人都在中学即掌握了基本的英文应用能力：写信、写日记、读报纸、读原著，开口能说。

　　两人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之后，学校不再开设专门的英语课。但用原版教材上微积分等课程时，学生们没有语言障碍。“不管来自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小地方的同学。”孙复初肯定地说。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清华课堂上，孙复初让大三的学生用英语翻译“画一条线，平行于AB边，垂直于CD边且与CD边相交于O点”，全班竟没一人能胜任。“画”用哪个词，“平行”怎么翻，没人知道。

　　“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孙复初不解，“我们曾经有过搞好英语教学的经验。”

　　孙复初当年在中学班上，英语水平属中上。后来，这位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竟成了清华的英文老师。据他说，靠的基本是中学打下的底子。

　　然而令孙复初不解的是，“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他在清华课堂上的学生们，已经学习英语多达9~12年，却依然没有掌握基本的应用能力，开口说不了话，读不了英文报纸，用英文上课，语言障碍很大，不得不在大学里继续上1~2年的大学英语必修课，甚至读到研究生，还要补基础英语。

　　在孙复初看来，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大学英语教学该走的路子，应该只是目前已开设的英美文学选读、英语写作、诗歌欣赏等各种选修课，而不包括现有的“大学英语”。

　　“从教材的编排到教学方式，跟中学差不多，成了中学英语的延伸，这是个怪胎。”孙复初说，“反过来说明，我们的中学英语教学效率实在太低了。”

　　孙复初发现：“英语课变成了学习期限最长、周学时最多、考试最多、财力和精力投入也最大的一门课。”

　　“他们学得很苦味”，与他当年不同，学生们现在都忙着机械地做题、背单词、啃词汇，以及语法重点和难点。语言学习被“肢解”了。

　　孙复初所在外语系的一位教授，辅导自己的女儿学英语。他对孙复初抱怨道：现在中学里讲被动态，要讲那么多形式。讲虚拟语气，也那么多用法。那是专门搞语言研究的人才探讨的呀！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

　　在孙复初一家三代人中，“我们不是被这样教育过来的”。郑老师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们的双胞胎女儿，虽然“文革”中都“上山下乡”去了，但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还没有开始推行标准化考试”。

　　而两个外孙，却全程体验了这个时代的教育。

　　在他俩还没上小学之前，外祖父孙复初已经在北京的课堂上发现学生们开始做模拟题，而外曾祖母斯霞在南京也发现，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她都拎不动了。

　　有感于此，1989年，由斯霞口授，孙复初执笔，在报刊上呼吁：“减轻负担，救救孩子们！”。

　　“有些小学毕业班学生，不但午饭后要到校做作业，晚饭后还要写到10点多，比我们大人还辛苦。连一些老师也感叹道：看到学生这么苦，我们也于心不忍。但是学生升学靠分数，评价老师靠分数，衡量学校靠分数，我们只好违心‘抠分数’。”文章写道，“我希望各级党政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评价学校千万不要只看分数和升学率。”

　　“我们教学的对象是活泼的人，是有思想个性的人。看不到这点，就会把儿童当成装灌知识的容器，儿童就会处在被动的地位。”文章说。

　　尽管1990年前后，全国推行素质教育，但孙复初两个外孙跟他们的同辈，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负担。

　　一个亲戚的上初二的孩子，刚开始学习物理，便拿了一道物理练习题来请教郑老师，郑老师一看，竟是她大一时做的习题。

　　郑老师在清华从事人体运动力学研究，为“神舟”系列设计假人。两个外孙读小学和初中时，她辅导起来还能胜任，但到高中时，这位清华教授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一位教授告诉郑老师，高中的数学题，有时连他也做不出来。

　　大外孙很聪明，读四年级时就喜欢就某些论题跟老师辩论，结果被罚站。有段时间，这个孩子考试成绩下降，家长会上，老师从排名最后的开始点名，挨个数落家长，弄得孩子的妈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由于看不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有时郑老师试图为两个正读高中的外孙矫正一下学习方法，“作些补救工作”。但外孙们会大嚷：“来不及啦！”最后甚至连郑老师的女儿、孩子的妈妈都发话了：“您不能这么教他们，这么做题太慢了。”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孙复初迷惘地问。

　　他家一个邻居的女儿，本来想从海外回国发展，但考虑到国内中学生学习现状，为下一代人的教育着想，一直滞留在外不敢回国。

　　几年前，孙复初从《南方周末》上读到，黄冈中学一位毕业生将这所高升学率的高中称为“地狱”和“集中营”。他当即给母亲斯霞打电话交流。

　　斯霞叮嘱他：“我现在是走不动了，你们是当老师的，一定要替孩子呼吁！”这位年近90岁的老人生气地质问：“不是一再说了要减轻负担吗？怎么都不听呢？”

　　事实上，孙复初这些年按照母亲的嘱咐一直在呼吁。“一有机会就到处讲，跟中学教师讲，跟校长讲，跟教育官员讲。我到处不断嚷嚷，不屈不挠，不过可能收效甚微。但是我决不罢休。”不过，他却不敢对自己的外孙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