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初与英语的“缘分”有点不寻常：他学的是土木结构，却在清华大学当了近30年的一线英文教师。他担任过外语系副主任，教过一万多名清华大学生，编了几本英语大词典。
而眼下，他却正越来越痛心于英语在国内的“遭遇”。“英语完全成了考试的工具！”他焦虑地说。于是他四处批评当下的英语应试教学模式。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孙复初便明确反对英语标准化考试。去年，教育部公布了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方案，他又在媒体上公开质问：“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他一再呼吁：“应该下决心把四六级英语考试停掉！”
“我从内心里反感标准化考试，完全违背了语言学习规律。”72岁的英文老教授皱着眉说，“那是对青年的摧残！”
“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孙复初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遭遇到英语的标准化考试。随着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成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标准化考试逐渐向全国推广。
1987年，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实行。
渐渐地，孙复初在教学一线发现了变化：有学生在他的“科技英语”课堂上不太愿意听讲，埋头忙着做模拟题。
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新考法，一开始，孙复初“还觉得很新鲜”，慢慢便发现不太对劲了：学生们有时拿习题来问他，孙教授觉得根本无助于掌握语言基本应用能力；教室和图书馆里，学生们手里开始捧起了各种习题集和应试大全；校园书店里，英美文学选读、英文原著等书籍逐渐被各色应试辅导书淹没。学生们埋头做习题，英语课上做，图书馆里做，到各系专业课上还在做。
各系各专业的老师有了意见：外语课正在冲击我们专业课，你们在干嘛？
“可这不是我们布置的。”孙复初委屈地说。
每年，当孙复初的“科技英语”课程结束，打完成绩之后，他会对学生作一次问卷调查，请他们对孙复初本人、对英语教学提意见。没想到，这些写着班号、学号、真名实姓的意见，竟有相当一部分针对四六级考试。
意见说，四六级考试对提高英语运用能力没什么帮助，“过了六级，不等于掌握了真本领；写的英文论文，外国人看不懂；学了一些日常口语，但老外来的电话不敢接。”孙复初回忆说，“学生明确讲，四六级考试培养的就是应试能力。”
他将上千名学生的意见装订成册，一份不落地交到教务处。教务处一位处长用了两个星期时间看完，写了一份长达11页的简报，摘录的全是有名有姓学生的原话，送给教务处正副处长，正副教务长和正副校长。
教务处还委托由各系主管高年级英语学习的教师组成的“英语教学委员会”，命题进行了一次考试，结果发现，“学生英语掌握程度很不理想”。
各系教师反应强烈：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最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综合各方意见，经过慎重讨论，一致同意清华同四六级考试脱钩，四六级考试不再计入清华成绩。并从1996年起，代之以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考试。
当时的主管副校长，曾打电话给孙复初叮嘱说，外语系干部到校外参加教学会议，一定要明确表示学校不同意四六级考试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清华学生在参加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测试之外，都参加了四六级考试。一位还在求职的清华大学研究生说：用人单位大多要求四六级证书。
资料显示，1987年，全国报考四六级英语考试的人数仅为10万，而到2004年，这一人数猛增到1100多万。
尽管去年四六级英语考试出台了改革方案，但四六级考试并未降温。来自湖北省的数据，今年共有42.5万余人报考四六级，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而福建省今年的报考人数也达15.3万余人。
“标准化考试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的学习规律”
面对这四六级红火景象，这位英语教授越发焦虑：“标准化考试跟语言学习，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他常爱引用清华大学前副教务长在文章中讲到的一件事：两位中国外交官常年在美国工作，任满后带自己的孩子回国，插班上大二，这位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大学生，做了一张现行的标准化英语试卷，竟然没考及格。
另一个例子是，北京一份著名期刊登载，有6位外教参加2005年高考的英语考试，平均得分71分(满分150分)。考后他们问媒体：“你们这是考英语吗？”
而那些能考130分、甚至140分的学生，在孙复初的班上，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英语应用能力。
他给大二、大三的学生开科技英语课。课上有时要求学生当堂翻译英文文章。这些文章，通常都是他从英美报纸杂志上选摘的科普文章或报道，全是通俗易懂的科技语言。
他发现：学生读文章读得很快，从段落句子中抓关键词，再把几个词一连起来，想当然地就蒙大体意思，并还能诌成一篇文章，可是却跟英文原文“牛头不对马嘴”。
孙复初连连摇头：“同学，这是翻译，不是创作啊！”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又不知找谁说理去。”孙教授苦笑着说，“不能怪学生，他们就是这么被训练的。否则，三四页的考卷怎么做得完，阅读理解看不懂，又怎么做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