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段话让人“眼睛一亮”。

　　谈起中国的教育家，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孔子、朱熹、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陶行知、梅贻琦、吴玉章等等，而当今知名的教育家似乎还比较缺乏。人大代表呼吁，中国有众多的企业家、艺术家、科学家，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今天，应当造就更多杰出的教育家。

　　教育家必须能提出创新理念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认为：“教育家必须是能够提出创新理念的人。在中国要造就更多的教育家，可以比照我国企业家的成长、发展情况。”

　　潘云鹤对在我国培养和产生教育家的问题有着深入思考。潘云鹤说，我最近在要求编一本竺可桢老校长的教育语录。因为我发现竺可桢先生的很多教育思想是非常正确并很适合当代教育实践的，特别是有助于我们消除对高等教育的许多错误认识。如今人们在经常引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段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本是梅贻琦校长在当年特定的战乱年代讲的，是对着在艰苦岁月坚持学业的青年学子所说的，是一段重在励志的话，可以说在和平岁月中并不是很全面的。对此，竺可桢校长则认为，“一个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潘云鹤认为，这三方面才是大学对学生教育的决定因素，大师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不是说不需要大楼。现在有些人不了解梅贻琦先生当年说这话的具体历史背景，以此为据一味地反对大学校园建设，这是不太全面的。

　　记得著名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田长霖曾说，大学校长的职责主要是两条：一是聘请著名的、优秀的教授；二是筹集办学资金。潘云鹤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个当校长的每年都在积极地筹集资金，但我们浙江大学校领导班子每年筹得的资金不过几千万元，而我全校的开支每年是20多亿元。道理很简单，大学的资金主要还是要靠政府、企业和社会热心人士所形成的稳定的、制度化的资金供应渠道的，大学校长们的筹集的资金还只是一个补充而已。

　　教育家最重要的是要能提出教育的创新理念来。潘云鹤说，我们在企业作调查，浙大毕业生做总工程师的比做总经理的多，往往是学了一个专业就这么一直干下去了，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胸无大志。几年以前我们经过大讨论提出了浙大学生新的培养目标：有国际视野的、未来的领导人。这个口号引起了争论，有人说中央16号文件提出要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我认为这并不矛盾，16号文件提的是对所有大学的要求，浙大是全国重点大学、是要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的国际一流大学的，理当有更高的要求。看看国际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都提出要培养领导者。所谓领导者，包括党政、科技、企业三类都是。我们这样提的目的关键是要让全校师生有个崇高的奋斗目标，没有目标天资再好也不行。

　　时代呼唤校长职业化

　　在现有的体制和环境下，中国能否涌现杰出的教育家，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不赞成把教育环境估计得过于悲观。顾海良认为，利用现在的平台、机制，我们在人才培养、提高学校声誉、转变办学思路等方面实际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家也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整个社会，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提供一个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环境。

　　“中国学校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虽然大学校长一般都是由专家、院士转型而来，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少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常常习惯性地以一种学术的思维、实验室的思维来管理学校。”

　　顾海良认为，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急剧变化有关。学校在社会活动中，渐渐摆脱行政附庸的地位，相对独立性在日益增强，社会对教育服务产品的需求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学校是否成功、是否出色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其人才的培养是不是符合社会的需求，得到社会的赞誉。高等学校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承担着引领社会的重任。而这一切，都与学校领导者的办学理念直接相关。古今中外，一个杰出的教育家，首先是教育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教育实践家，能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并有创造性的成果。如果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冲动，自然也不会感受到创造的快乐。

　　在中国教育界，校长职业化，即由职务校长转变为职业校长，无疑是个迟来的话题，国外早在百余年前就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但时至今日，国内许多人仍然不了解校长职业化，认识不到它对推动学校管理乃至整个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意义。顾海良强调，教育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纵观世界，各个大学校长的起点都相当高，他们多数是非常职业化的。校董会对大学管理者的选拔和考察，对其管理经验的重视甚于专业知识。一些大学校长，他的背景可能是一个银行家，或者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某个专业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就认为，大学校长是需要全神贯注的事业，在12年的任职期间，他只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学工作》。

　　顾海良指出，“校长职业化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大学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并非只有校长当中才能产生教育家

　　教育家本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称号。教育是属于人民的，教育家也是产生于教师群体中的，而不是仅仅产生在“做学问”的远离教学教育第一线的人群。

　　在采访中，许多代表谈到斯霞和霍懋征，也就是中国当代教育家中的“南斯北霍”。斯霞从17岁开始从教，一直到85岁退休。她在小学教学改革方面独树一帜，所倡导的“童心母爱”教育思想、所创造的“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方法，在全国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引导者。霍懋征20世纪50年代就蜚声全国教育战线，“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霍懋征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座右铭。在她从教的几十年中，不管多调皮的学生，只要进入霍懋征的班，都会很快转变过来。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校长龚玲认为，当前，“跨世纪园丁工程”是一种很好的培训形式，有利于提高中小学教师整体素质。当前师范教育发展遇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师范教育改革步伐。龚玲说，并非只有学校的校长才是产生教育家的摇篮，优秀的教师只要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同样有可能成为教育家。

　　与龚玲一样，教师队伍建设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学军中学校长任继长心目中同样有着极重的分量。任继长认为，要走一条内培、外引、融合形成“杂交优势”师资开发的新路子。任继长介绍，在时间上以3年至5年为一个阶段，在发展上以引进和自我培养相结合，使不同风格、流派的教学观念互相学习、激励、碰撞，创造新的境界，这样才有可能造就更多的教育家。任继长认为，世界一流的中学，必须在办学理念上有独特性，能引导时代教育、基础教育往前迈一大步；学校的师资胜人一筹，有众多的大师级教师；有独特深厚的校园文化传承。

　　许多代表谈道，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只有教师的素质提高了，素质教育的春天才会来到，才有可能涌现更多的杰出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