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连北京大学物理系都经常报不满，大多是第二志愿调剂过来。尖子生都不愿意学基础学科。”1957年以高分考入北大物理系的陈建生院士觉得，现在的学生和他们那会儿的想法可大不一样了。

　　“我们考大学那时候，最好的学生、拔尖的学生基本上都选择基础专业。北大物理系、数学系，都是全国学生中最好的来报考，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在陈建生代表看来，现在出现的情况与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不无关系。外贸、金融这些专业赚钱多，就业好。相比之下，基础研究这“寂寞的长跑”就显得清贫、枯燥、难度大。

　　陈建生说，基础研究也是重要的战略需求。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总有人认为基础研究可有可无，别人的成果可以直接拿来用，不一定要自己做。实际上，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没有基础研究是不可能的。产品的升级、换代，包括引进、吸收、再创新，都需要基础研究。过去，我们对一些东西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明白具体的机理就没办法对产品进行改进、升级，于是走进“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而基础研究的作用就是研究其所以然。

　　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长期偏低，美国、德国、日本的基础研究经费都在其R&D总经费的15%%—20%%之间,而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长期徘徊在R&D经费的5%%左右。若以基础研究为1,我国2002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与开发经费支出的比例为1∶3∶13;美国2000年为1∶1∶3。陈建生给我们算了笔账：与创新型国家韩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无论占GDP、财政收入，还是科研经费的比例都比人家低。

　　他认为，这些年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水平有滑坡的现象，没有什么大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年空缺就是一个证明。

　　我们对基础研究到底怎么认识？现在不只很多应用性研究所总是以国家需求为研究目标，就连那些本身以基础研究为主体的研究所，也要求科研人员去做国家需求的项目，这种误导很厉害。其实纯粹基础研究也是国家战略需求储备。

　　采访快结束时，陈建生向我们表达了他的担心，基础研究一定需要拔尖的人才才能实现创新。可是因为基础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大量报考了基础学科的好学生最终也选择了出国。能不能建成一个创新型国家，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好的鼓励创新的政策，国家能不能提供一个适合创新的环境，希望基础学科不再总是第二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