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社会评论》主编、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正来透露，他和学术批评网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等已明确商定，今年3月15日，他们将联合国内100至150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教授联名发出倡议书，呼吁从2006年起，高校教授（研究员）不能剽窃抄袭，不能发生学术腐败；一旦发现学术腐败者，教育部和学校一定要对其进行处理。（2月24日 《新京报》）

　　酝酿已久的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推选工作原定于本月底揭晓，但来自新闻办的消息称，名单的公布尚未确定时间表。……有学者认为，“学部委员”应是中国社科界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仅在社科院内部推选显然不合适。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内部推选遭到质疑。（2月24日 《新京报》）

　　社科院“学部委员”内部推选遭到专家和公众质疑，笔者认为，一是因为它对推选群体（限于内部）的限制，二是因为推选及评判的具体标准的暧昧和不透明（比如：名单的公布尚未确定时间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给学术腐败留下了空档和许多可乘之机。学术界“泰斗级”的社科院“学部委员”推选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有人总结了中国学术腐败弄虚做假“七大招”：七拼八凑编教材，数十年来不换“芯”；近亲繁殖，学术乱伦；扯虎皮，做大旗；泡沫泛起，浮夸盛行；内定奖项，玩弄学术；凑数评职称，折腾争教授；剽窃不知羞，抄袭家常饭。历数学术腐败“七宗罪”，攻击的主要和重要目标是“师”（成“名”成“家”的“重要”人物）。笔者认为，某些时候和某些情况下，公众对学术腐败聚焦的目光多半投向了所谓的学者——“师”的身上，虽然很多时候也集中在鄙夷和打击虚假文凭和“注水简历”一类的事情上来，但对“生”这个学术腐败群体的鞭笞和关注远远不够。也就是说，公众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在惩治学术腐败的过程中剥离“生”这个不应该被忽视的重要的角色。公众忽视和漠然了“生”这个群体在学术腐败中应有的分量和意义，这着实是不应该的。

　　我们可以用“剽窃，还是不剽窃”这样的发问方式来概括学者及学生——师与生在学术腐败时的心情。简单说，就是“抄，还是不抄？”的问题。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已经不再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了。大家都在抄，我为什么不抄？抄者得利，不抄者无所获，为何不抄？抄与不抄没有分别，没有惩罚，为什么不抄？“师”之思想，大约都逃不出这个逻辑吧。

　 “师”尚如此，“生”何以堪？今日之“师”，是昨日之“生”；今日之“生”，又会成为明日之“师”。这是一个简单的回环式的推理，同时也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而惩治学术腐败应该关及“师”、“生”，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数学大师丘成桐曾经说过“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如果不重视学风建设，中国科技至少后退20年”这样振聋发聩的话，他还说：“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笔者很是赞同丘成桐教授的后一个观点，中国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气氛，应该从大学的本科阶段抓起；同时，也可以这样说，关于“生”的学术腐败问题，也应该从本科阶段做好。

　　笔者是即将毕业的大学本科学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毕业论文。笔者问及许多师兄和师长毕业论文的事，他们的观点一致都是：抄。我想，这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尴尬而又现实性的问题。推而广之，对所谓的研究生、博士等高学历人群而言，也是不言自明的吧。

　　报道说，教育部法规司办公室主任张文在研讨会上透露，我国正在起草“考试法”，在考试法中规定各种考试的规范，进一步遏制学术腐败。笔者认为，在道德已经不能起效用的情况下，恰当的法律出现是必不可少和非常必要的。同时笔者不访多出一言：“考试法”的出台不应该仅仅“惠及”“生”，对“师”约束，是不是也应该出现一个“学术腐败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