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能是为文的至高境界，但却不一定是为人处世的好选择。想必哈佛大学校校长萨默斯对此深有体会，因为他将为自己的惊人之语“女子学理逊于男”付出“下课”的代价。2月21日，哈佛大学在其网站上宣布，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将在2005～2006年学年结束时辞职，而其辞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哈佛职员对其投下的不信任票。（中国日报网站2月22日）

　　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属于一个人的自由，尤其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更是如此。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曾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所以说，从法律上的角度上，哈佛校长尽可以表达“女子学理逊于男”的观点，因为这是他的言论自由，任何人包括权力机构都无权剥夺。但同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卢梭也说过，“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其实意味着，你可以行使你的言论自由权，但你必须为你的权利行使承担必要的责任。

　　就像英国曼联足球队前主教练阿特金森，虽然他可以有表达“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一观点的自由，但他必须接受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中，权利和责任绝对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任何个体在行使权利的同时都必须去承担这种权利行使的后果。如果说权责统一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责任如何担当却不仅仅是权责统一所能涵盖，不同的“责任承担路径”折射出的是不同的社会理念。

　　哈佛大学校长的辞职，源于他的“大放厥词”，直接的原因却是来自哈佛大学员工的不信任票，而非行政强制性命令或者压力。正如萨默斯在一封发表在哈佛网站上的信中说：“我很不情愿地得出如下结论：我与艺术和科学学院部分教员的矛盾，已经使我无法推进我认为对哈佛未来至关重要的复兴议程。因此，我认为哈佛最好的出路是选择新领袖。”无法得到学校员工的信任，于是只好辞职，这就是美国大学校长的“责任承担路径”。

　　不同的责任承担路径意味着不同的权力来源。在自上而下的授权体制中，责任的承担来自上层权力的威权式命令；但在自下而上的自治性授权体制中，责任的承担来自“选民”的不信任案。至少，在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的“责任承担路径”中，我们看到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不要忽略这样的“路径依赖”，虽然说在不同的路径可能在辞职的结果上是殊途同归，但正是这“殊途”折射出完全不同的理念。哈佛大学校长的辞职至少可以证明以下两点：一是哈佛大学是自治的，即校长的权力来自“选民”———教职员工和学生———而非行政任命；二是身处自治团体中的“选民”有权利也能够决定被授权者的“权力寿命”，而这恰恰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