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闵捷 李惠子 马扬)2005年11月底，吉林大学45名博士生导师在新一轮选聘中落聘——失去了招收下一届博士生的资格。这一被称为“深源地震”的罕见举措给中国所有高校敲响了警钟。无论吉林大学选聘改革是权宜之计还是一场波及中国教育改革的“地震”的前奏，高校体制改革已经在看似平静的海面上暗流涌动般展开了。

　　“博导”、“招生”、“教改”是2005年媒体在教育报道上的高频词，承载了社会对高校由来已久的期待和人心思变的压力，直击中国教育制度软肋。

　　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与教育现实的不适在2005年表现得尤为突出，部分高校的小范围改革“试水”始终在蹒跚而行。2005年4月，北京大学在2006年招生年度博导选聘工作中显露改革端倪。北大在历史、教育、经济研究中心和外语学院东语系中将博导的范围扩大到全系教师，以教师申请制和学生报选制为基础的“不定资格制”取代过去的“固定资格制”，由此破除了中国长久以来默认的“博导终身制”及“只有教授才有资格担任博士生导”的不成文规定。2005年北大又有49位副教授获得博导资格，2006年北大部分讲师也将成为博导。

　　从4月到11月，吉林大学对全校所有博士生导师进行了与过去不同的重新选聘：不设岗位数，只按理工农医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类制定选聘标准，达标者都有机会在新一轮聘任中成为“博导”，不达标的现任“博导”必须“下岗”。吉林大学副校长裘式纶表示，一些“博导”社会活动频繁，学术上却停滞不前，没有优胜劣汰就没有生命力，改革最终是要提高学校科研和教学水平。

　　高校是一个社会人才培养的“大本营”，而决定人才素质和其与社会需求是否匹配，则取决于高校的学科设置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度。目前中国高校的学科设置不尽合理，存在一些陈旧老化、跟不上科学潮流和市场需求的专业，这些专业受到学生的冷落以至被淘汰，也是很自然的事。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认为，在学科设置和现实的结合度方面，一所大学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知识面要宽。现在重要的科研成果多出自学科交叉的领域，学科交叉给发现者提供了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高校的学科设置不宜太细。

　　大学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率，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但目前高校的科研体制还徘徊在务实还是务虚、重“质”还是重“量”的两难选择中。周其凤指出，目前高校还是把量化考核——即把教师发表文章数量作为评价教师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但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一方面，量化考核能把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另一方面应考虑高水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引导教授、科学家往有应用前景的方面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来自北京大学的消息说，北大目前正在试点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即只要在聘期内发表一篇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论文，经院系学术委员会认定在相关的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该学者就可以不在进行量化考核，以克服盲目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带来的弊端。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教授说，推行论文代表作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北大教师潜下心来出精品，如果推行顺利，打算在北大全校所有的文科院系实行。

　　正像业内人士所言：“十年磨一剑未必是好剑”，但“一年磨十剑很难成好剑”。目前高校许多教师花费大量精力写了很多论文，但有价值的不多，甚至出现了抄袭别人成果等现象，损害了学术尊严。

　　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在聘用体制上的局部改革将在教育改革史上留下具开端意义的一笔，但在毕业生就业难和研究生扩招的双重压力下，“一个茶壶三十个杯”是对中国现阶段研究生教育中师生比例失调的形象比喻。从1999年高校连续扩招5年来，招生规模以每年平均26.9%的速度递增。截至2003年，中国共培养硕士研究生83万，博士生8万人，而仅2004年一年，中国在读研究生就已经达到了82万，预计到2020年，中国在校研究生数量将达到200万人至260万人。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日前表示，“类似高考的‘一考定终身’的考研体制并不利于研究生培养。”他说，北大近几年在研究生招考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扩大面试权重，重在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北大要逐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选拔研究生人才的方法。

　　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改革高校培养体制就是要调动研究生和导师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赋予学术团队和导师更大的管理权，形成一个新的激励机制：导师申请科研项目，招收研究生形成科研团队，指导研究生进行科技创新，研究生要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从“从书本学”变为“从研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