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大学经历了一个教学-研究-创业的线性发展过程，即从教学型院校发展到研究型大学再到创业型大学。这两次重要变化被概括为第一次大学革命和第二次大学革命。以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一些大学已摆脱了远离“世俗”的“象牙塔”形象，使大学从次要的社会支撑机构发展为促进产业乃至经济发展的社会主要机构。这不仅表征了大学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意味着一个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的形成。美国创业型大学在知识经济中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它们是衍生新公司和新产业的母体，同时又是合作创新的主体，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回顾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历程，能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创业型大学对知识经济的重要意义，同时有的放矢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三螺旋创新模式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再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 [1]。大学的使命正是生产、传承、扩散和利用知识。大学的未来以及大学在未来的创新活动中的角色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作为重要的知识生产机构，一些大学在未来国家与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增强，以至于成为创新系统的领先性机构，具有组织创新活动的条件和能力。
波士顿银行1997年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MIT: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说明了研究型大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2] 其中报告：与麻省理工学院相关的公司已在美国50个州设有8500多个工厂和办事处；MIT的毕业生和在校教师已在全球创建了4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110万，年销售额高达2320亿美元。充分利用研究型、创业型大学实现军事、经济与社会发展目的，是美国科技产业乃至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真正法宝。

　　一、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历史演变

　　自一千多年前大学在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被建立起，大学似乎经历着极为缓慢的变化过程。最初的大学被设想为贮存、保护和传播文化的机构, 它们也确实以此为目的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即使在进化生成新使命时，也还保留着这些原始使命。总体说来，美国大学发展历程是线性的，经历了一个由教学性向研究型，又从研究型向创业型转化的发展道路。

　　（一）第一次大学革命

　　最初的大学研究活动起源于18世纪复兴经典知识的努力，起初在哲学方面，后来扩大到其它领域。由哲学研究产生了讨论会这种新的教学方法，成为人文学科进行的主要研究方法，同时也弥补了传统的单纯课堂教学的不足。19世纪中叶，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教学实验室在德国的吉森大学成立。随着实验科学走入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也开始在大学里流行起来。

　　在美国，第一次大学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于一些较老的教学型大学，如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在这些大学中的许多教授都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们深受自己在德国的博士导师们的启发, 积极寻求开展研究工作和高层次学位授予工作。然而，虽然想法是好的，但当时缺少实现这一目标的可用资源。例如,哈佛大学的埃本•豪斯福特能筹集基金建起一栋大楼，却没有资金雇请助手、购买必需品等，甚至无力为他的实验室供暖。这也是导致美国仿效德国建立化学实验室的计划最初没有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利用，越来越多的从欧洲取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学者的研究志向无法实现。他们只得自己设法解决研究资金问题。于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应运而生，它创造性地缓解了大学财政紧张问题。当作为教师被雇用的学者获得少量资金购买研究材料和雇请学生进行研究的时候, 研究活动超越了个体事业的范围，成为大学的使命与特征。第一次大学革命悄然发生。

　　（二）第二次大学革命

　　继发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第一次大学革命之后，大学将它的使命确定为研究与教学两个方面。随着大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凸现，它不仅经历了规模和范围的变化，而且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发生了第二次大学革命。它的核心活动是：将大学实验室的科学发现转化为产品，并拿到市场上出售。这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步骤才能完成，从获得发明成果一直到销售出去产品以及发布发明成果。在这些情况下, 组织及个人都在作为企业家起作用。在1963年,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克拉克•科尔从他所在学校的近期历史进行推演，阐明了对大学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未来大学是包括大量不同活动的多功能大学。
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大学部门，与新出现的材料科学和外国文化研究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心横向切割，使大学呈现出矩阵般的结构。迅速发展的继续教育部门，为普通公民提供了有学分和无学分课程，甚至比常规大学课程涉及的范围更广。与科尔所确认的趋势相一致，第二次大学革命正是在大学研究商业化功能的基础上发生的。

　　（三）《贝耶-多尔法案》 （Bayh Dole Act）

　　大学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成为知识产权的出售者及其衍生公司的风险资本家。与法国、意大利调整大学与产业关系的最新法律比较而言，大学专利在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过程的结果。研究型大学进化为创业型大学的过程深受“贝耶-多尔法案”的影响。这个法案为大学知识产权的出售和转让提供了制度保障，大大促进了技术转移工作，使大学得以顺利以知识服务于政府与产业，形成大学的第三使命。

　　在战后期间，当联邦政府成为大学研究的主要投资者时，产生了大学知识产权问题。当时由政府资助的研究的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这样公司便不肯介入大学研究过程，因为这种研究的只是产权属于政府，意味着是公共财产。如果一个公司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促进了一项研究，其他公司会马上合法使用，因为那是公共财产，纳税人都可以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利部门把专利权下放到一些有能力处理知识产权的大学里。公司可以从大学购买或被准许使用这些知识产权。

　　后来，一个行政行为终止了这个专利权下放。于是，大学及其在小企业共同体里的同盟四处游说，成功地使美国国会通过了由参议员贝耶和多尔提出的《贝耶-多尔法案》，也称“大学、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 即96-517号公法、美国法典第35篇第18章。《贝耶-多尔法案》是解决咨询、专利和公司形成过程中的矛盾冲突的产物。它是制度化和协调起源于大学研究的技术的市场交易的一条法律，是大学研究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和大学知识产业化的法宝。

　　正如1862年的《莫瑞尔法案》（Morill Act）扩大和形式化了19世纪的农业创新系统一样，《贝耶-多尔法案》为大学技术转移起了类似的作用。如同“莫瑞尔法案”一样，《贝耶-多尔法案》间接地帮助了大学，奖给它们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的知识产权，实质上相当于当初的赠地。为了公平地分配收入，大学研究所得收入的分配规则也被制定出来：通常是给发明人1/3，给部门或研究单位1/3，给大学1/3。大学作为知识产权拥有者与某个公司相关，在与公司的公平交换中，大学知识产权被转交给公司，不需要交纳许可费。这样，通过作为建立公司的基础的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大学，信息能在公司和大学研究群体之间自由地流动。[3]

　　二、美国与欧洲创业型大学的比较

　　在美国，朝一所创业型大学的转变倾向于采用一个线性的过程，即从教学到研究再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现有教育系统中，大学在获得和支配它的知识产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欧洲，大学革命更可能是非线性地、有时是同时地甚至是以与美国情况相反的顺序发生的。欧洲大学创业活动的出现是起源于中世纪的通常以僵化与保守为特征的大学发展的意外结果。欧洲的创业型大学具有与美国相似的目标，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增加对大学研究及其它活动的经济回报。比较而言，美国的大学创业活动似乎主要是作为大学的科研使命的扩展，而欧洲的大学创业活动则有许多都是通过大学教学使命的扩展产生的。

　　在欧洲，建立在大学教学使命基础上的大学创业活动，正沿着极为不同的轨道发展着。它与美国正相反，美国的大学创业活动的焦点在于科研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技术转移机制和孵化器设施通常分别由创业项目发展而来。欧洲与美国的不同也反映在区域高技术城的发展方面，欧洲的高技术新企业是保守型的，集中在壁龛策略、出口导向，比硅谷的相应部门更能应付不确定性。[4]

　　在常规的大学工作中，欧洲的教授比美国的教授离企业家更远。欧洲的大学主要是集中精力培养学生去开创新公司。这样的新公司可能建立在大学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因此涉及到一个教授，他作为顾问或部分主人的身份参与学生公司的运作，但教授很少以企业家的身份直接采取行动组建自己的公司。欧洲人普遍认为：大学科学家不应当作为企业家去创建公司。大学里的研究人员应当一心只是想着学术，只想做科学研究工作。坐住冷板凳被认为是他们已经选择了学术事业的高贵品德。按照定义他们不应当是“商人”。他们的使命是培养企业家，而不是充当企业家。他们认为大学生处于可塑年龄阶段，能掌握商业技能被培养为企业家。因而，欧洲的大学创业活动是它们的教学活动的延伸。这种“创业型大学”只能说是通过培养学生创业来实现创业教育，没有直接参与创业，不是美国意义上的创业型大学。

　　事实上，欧洲大学教授普遍抵制直接创业活动。可以引用英国大学的一位教工的实例说明欧洲对大学创业活动的抵制。他提及某技术转移办公室官员的约见，说“除非我死了，否则绝不见他”。类似的抵抗不断地在意大利发生。在意大利，对引入正式的技术转移能力的争论超过建议，因而孵化器设施已经远远受到限制，它们只在相当少的一些理工科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出现。

　　三、美国创业型大学的主要特征

　　美国创业型大学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大学教授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扩展，进行创业活动，进而形成一系列衍生的高技术公司。这些高技术小公司与大公司相比，与大学的创业活动更加相关。一所大学是否是创业型大学，或者是否具有创业型大学特征，可以用下述 5个方面的标准特征来衡量。它们也能作为指南引导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变。

　　知识资本化：知识被创造和传播，既是为了具体学科的发展，也是为了知识的商业化应用；由于知识资本化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大学在社会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互依存性：创业型大学与产业、政府密切相互作用；它不是一所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大学，它要与其它机构彼此相关、相互依存。

　　相对独立性：创业型大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它不是为另一个机构范围从属的东西。

　　混合形成性：在互相依存和彼此独立原则之间的张力的消除是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混成组织形式产生的动力。

　　自我反应性：当大学与产业、政府的关系发生变化时，它的内部结构有一个持续不断的更新；当产业与政府、大学的关系发生变化时，它的内部关系和结构也要发生变化。

　　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创业型大学的独立性特征。创业型大学这个术语本身意味着一个既不在政府掌管之下又不在产业控制之下的独立机构。其实，当大学从事与知识资本化相关的创业活动时，现有产业可能同时既把它看作是竞争者又把它看作合作伙伴！当然，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适合于创业型模式。有些大学主要集中在教学或科研方面。尽管如此，还是存在着把各种大学——教学型或研究型、综合性或理工科大学等，转变成创业型大学的全球化运动。

　　创业型大学不是狭隘地仅仅把它自己的研究商业化，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所大学，有很强的确定自己战略方向的自主性，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它机构范围相互作用，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发展战略与合作计划，特别是在区域层次上。如果一个大学系统像过去在瑞典那样地运行——即由高等教育部决定每年在每个学科要录取多少学生，那么就几乎不可能有足够的自主性作为基础来建立创业型大学。因此创业型大学的第一要件就是：大学在它的战略方向上要有相当多的自主权。[5]

　　第二个要件是它必须与其它机构范围有密切的相互作用，它不应当是一个孤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的象牙塔。这意味着大学不仅自身要发展，而且还要从战略的高度发展与产业、政府等部门的潜在合作者的关系。[6] 因而，一所大学要成为创业型，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它既要独立于政府和产业存在，又要与这些机构范围高度地相互作用。一方面大学与外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大学系统内部结构与功能也需要更新。教学功能是大学的最初功能，一直是大学最初的干细胞，是建造大学的基础。在美国和爱尔兰至今仍然存在着经典的教学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应当是具有教学、研究和服务功能的多功能大学。

　　四、结论及启示：

　　现代美国大学已经发展为社会主要机构，与产业、政府一起形成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三螺旋创新模式即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合作，共同创新，但各方都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的一种创新模式。[7]美国大学的进化使社会创新朝这一理想的模式发展。给中国大学以很多启示。其中有三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

　　（1） 美国大学的历史演化经历了教学型-研究型-创业型的线性发展过程，可以说这是大学作为社会机构的演化过程，也是大学功能的进化过程。正是由于研究基础，才使美国知识产业的发展需要大学的知识生产。因而，应当更加努力地加强研究型大学的基础建设，建立知识创新平台，为大学走向创业积蓄力量。而目前，中国大学绝大多数都不具备衍生公司和支撑产业的能力。

　　（2） 随着美国大学的进化，大学内外联系日益加强。在走向创业型大学道路的过程中，许多相应的混成机构被生成，如大学联络办公室、技术转移办公室、孵化器、科技园等。它们为加强大学与产业的关系，为创业型大学的形成创造了组织保证。中国大学应在加强研究实力的同时，强化依托政府基金项目与产业合作的意识，尽快滋生出第三使命——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形成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促进区域乃至国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3） 美国创业型大学在积极与产业、政府联系、合作的同时，仍然保持自己独有的身份。它必须有足够的决策自主性和研究自由度。中国还应当更多地放权给大学，逐渐解决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变计划教育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真正平等、自由竞争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尽早建设成功世界一流大学。

　　创业型大学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仅就美国创业型大学发展演变过程作了初步探讨，事实上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如美国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演化是线性的、渐进的模式，是否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即直接由教学型向创业型大学转变？是否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可能进化为创业型大学，或者说什么样的大学可能成为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与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有何关系？等等。

　　参考文献

[1] 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R]，1996
[2] 见http://web.mit.edu/newsoffice/founders/[R]， 1997
[3] Etzkowitz, Henry., Asplund, Patrik., & Nordman, Niklas. Beyond Humboldt: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the third mission and the triple helix. [J ] VEST Journa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2003. 16 (1)：21-45
[4] Campbell, Katherine. Global Investing: Moving Beyond the Silicon Valley: Europe’s High Tech Centres Differ from Their U.S. Cousins. [J] Financial Times, 17 January，2002. 也参见：ACM TechNews，Volume 4, Number 301 January 18, 2002 
[5] &[6] Clark, Burton.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 [M] New York: Pergamon, 1999.
[7] 详见Innovation in Innovation: The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J]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003) 42 (3), 293-338

作者简介：周春彦 辽宁•沈阳•沈阳大学（110044）  亨利•埃茨科威兹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