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1998年7月，作者随北京交大机电学院社会实践团第一次深入山西静乐贫困山区，被山区人民的善良、纯朴所感动。但是，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严重桎梏着当地的发展。回京后，作者写下了该篇拙文。时过境迁，七年过去了，2005年夏，北京交大机电学院研究生社会实践队再次走访山西静乐康家会镇，我们欣然看到，在各方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当地的“普九”教育有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农村的根本脱贫脱贫依然是静乐人民一项重大的攻坚任务。但愿更多的人通过此文能进一步了解静乐，了解贫困农村。）

　　古人云“蜀道难”。当我们初次走进山西省静乐县，就开始感觉到一丝“晋道难”的滋味。这里地处晋西北高原，汾河水库上游，位于东经110°43ˊ～112°20ˊ，北纬38°08′～38°40′之间，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全县地形属土石山丘陵区，东北两面环山，中南部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境内海拔在1140—2421米之间，相对高差1281米。全县有八大河流呈均匀网状分布，四季常流。高山、流水、树林绘制了静乐独特的风景线。

　　山西是我国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相传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今山西境内，我国第一个王朝——夏，就建立在今豫西、晋南一带。三晋自古名人荟萃，翻开山西的历史，一批批显赫的文臣武将跃然于上，从战国思想家旬况到诗人王维、王勃、白居易、柳宗元以及司马光、罗贯中……；从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到介之推、关羽、霍去病、狄仁杰……晋省之圣贤良将灿若星辰，点缀着华夏文明之光，中华五千年的文韬武略多半在这里孕育；享誉海内外的晋祠、悬空寺、云冈石窟等诸多名胜更是三晋人民智慧的生动体现。此外，包括静乐在内的大部分山西版图，还作为革命老区被后人永远铭记，抗日战争时期，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创立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革命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时代的变迁是迅速的，辉煌的过去毕竟不能掩盖今日的山西与沿海省份的差距。当沿海人纷纷下海经商时，静乐人还在贫瘠的山头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亩亩的土豆（当地人称之为“山药蛋”）；当其它省的农民逐步把电话、微波炉搬进家里时，静乐康家会镇却少有电视；当沿海的商品正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时，这里却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辅以交换意识和简单买卖关系的经济概念；当发达地区准备昂首阔步奔小康时，这里却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只有走进静乐这样的农村，才能充分理解当前我国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康家会镇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被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所深深打动，康中学生的纯真和无邪；当地村民的热情和忠厚；还有路边老汉那专注的神情；年近古稀的老妪那发自内心的挽留，这一切折射出了中国农民最本质的内心世界—纯朴。

　　在静乐康家会，我们接触的第一位当地人是康中的杨校长，这位从镇党委书记退下来的校长，脸部黑瘦，嵌满了皱纹，身穿深蓝色的破旧中山服，斯文而又土气，从一个镇之校长的穿着也可以读出这里的贫困。

感人的贫困

　　杨校长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如果能在这个地方呆下去，适应了，那么你走到哪儿都没什么问题了。”的确如此，这个镇的道路多是土路、石头路，就连主干道也是坑坑洼洼、坎坎坷坷不平的石头坡路，全镇最像样的莫过于邮局、储蓄所和供销社了，镇里还有不少土垒的房子。初到这里，很难相信在中国农村还有这般萧条的地方。我们走进一家农户的院子，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妪端坐在门口，经杨校长介绍后，老人艰难地站起来，她的老伴也从草棚里出来，两人用他们那干瘪得像木柴的双手紧紧地拉我们进屋，只见屋内仅有一个灶连着一个炕，一个大锅，一把凳子，墙上挂着一幅画，那是毛主席正在开国大典上讲话，屋里的陈设就这样简陋，但却一尘不染，干净且整齐。两位年逾九十的老人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想必此时他们一定百感交集，是苦闷，是压抑，还是激动？过了许久，老妪才憋出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们……太苦了，你们要常来！”老伴也禁不住哭了，这感人的哭声连成一片，陪衬于简陋的小屋，陪衬出来的是一个同样苦涩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然而据说，就在这小屋的对面住着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已娶了媳妇，生活还算宽裕，但他们自己有钱自己用，置父母于不管，而老人孤苦伶仃，无人照料，八九十岁了还得自己做饭，生活自理，可老人却没有太多的怨言，似乎觉得天经地义。天哪！这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是多么的荒诞呀！忠厚伟大的这些农村父母们，你们在信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时，却没有得到“报得三春晖”的回应，这——公平吗？传统的封建思想与现世生活中亲情的淡化相互矛盾，这种矛盾时刻拉扯着他们，使他们步履踉跄，内心痛苦。

　　察看了几家农户，我们高兴地发现，几乎在每家都挂有毛主席的图幅，或是在开国大典上，或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的面容是慈祥的。可见当地人民对党是何等的拥护，对毛主席又是何等的爱戴和怀念！“翻身不忘毛主席”纯朴的农民把救星请进了家，请进了心坎上。据了解，不少人至今还向往着当年由主席提倡的公社化制度，惯于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着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这里太封闭了，闭塞的交通、信息，陈旧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安于现状，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静乐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黄土外还有什么其它过日子的方式，而对于这些干燥的黄土又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难怪康中的胡老师，这位来自忻州地区的志愿者对这里的人们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我们在辛村故宫希望学校与一位来自北京的志愿者李艳红聊了起来，李老师不无感慨地道出了其中的要害：“这里贫穷的最主要原因是思想僵化、懒惰，只求填饱肚子，农闲时整天就在门前路口蹲望中度过，他们好奇来来往往的车辆和来客，自己却没有出去闯一闯的意识，也没有借鉴别人、学习别人的勇气。害怕吃苦、害怕受挫，对孩子不加以管束，任其自由。孩子们也没有受过挫折，到外面更受不了一点风吹雨打，结果甚至一代不如一代，如此恶性循环，越来越穷。”

　　纵观上述的事实，静乐之所以贫困，至少有两方面的深刻根源。

　　在客观方面，整个地区思想陈腐，意识形态落后是导致贫困的最根本原因。“靠天吃饭”的封建经济意识根深蒂固，因而不可能建立起有序的市场体系，闭塞的交通和信息造成了农民对外界的无知，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使他们安于现状、惯于贫困，对富裕的生活是可望而不可及。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至今还广泛影响着农民，因此他们对婚丧嫁娶依然很讲究排场，据当地人说，娶个媳妇要花几万元，死个老人也得花几千元。“几万元”在这个年均收入仅四五百元的穷乡僻壤近乎是个天文数字，无怪乎他们自己说，攒了两大屋子的山药蛋只够娶一个媳妇，我们在康家会的几天里，正巧遇上一户人家在大肆操办丧事，贴花的棺木，纸糊的大宅，以企望死者在九泉之下能歆享人间未曾有的奢侈，还花几千元请来唱戏的（当地人称“响班”）以增添场面之热闹，出殡前晚，这里烟火四起，响班不绝，引来全村人前来观看。倒也是，也许村里平常过于沉寂，太久没这么喧嚣了，一场普普通通的响班竟几乎引来全村人的好奇，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日常文化生活太贫乏了。从这里只能读出辛酸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