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独立学科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经过教学实践和科研实践的反复检验，它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在上世纪末叶的文化反思浪潮中，却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提出质疑、评判和挑战，深感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于是，在总结已有学科建设与演变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留下的教训的基础上，设计出诸多重构新学科的方案，如为人们所熟知的“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60年”等；而我则极力主张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它应建立于现代国家理念之上，凡是随着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步入现代化国家探索与建构之途所生成的所有文学运动、思潮、流派以及作家作品，都是本学科的构成因素或基本内涵，这个学科与古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相互对应，有区别也有联系，它“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相伴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走完了20世纪又不停顿地跨入21世纪，只要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未终结，“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就要延展开去，至于这个‘学科意识”的详细论述可见拙著。①

　　就本体而言，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构成大致包涵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文学创作形态三大维度，它们在文学史学科总体结构中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如果把作为学科文本的文学史建构定格在某个历史区段进行静态研究，着重探察这三大维度之间的横向联系及其各自的应有价位，那么它们就是处于一种共时态；如果将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建构置于演变过程中而进行动态考察，摸清这三大维度的承传或超越的纵向联系及其各自变化的态势，那么，它们就是处于一种历时态。不过，共时态也好或历时态也好，它们仅仅是相对的，实际上，构成文学史文本重构的三大维度永远都是处在一种时空交错的状态，即置身于特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网状结构之中。笔者拟于三大维度的互动关系中探析文学创作形态何以是关键之维，以及如何深化文学文本解读以提升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创新度。

　　所谓文学运动形态，主要指那些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有组织有纲领有规模有倡导有指向的带有群体性的有一定效果和影响的文学活动。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形态在文学史中具有纵横交错的时空维度，且蕴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内容与审美意味，它与文学理论形态、文学创作形态的关系则是同质同构、重合包容的却又是各自相对独立而存在，并且自成系统的。从同质同构关系来说，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运动”总是有相应的理论主张作为导向和旗帜，它是文学实践活动的行动纲领，是文本创造的指南，也是文学论争或文学批评的依据；而文学创作正是文学运动的实绩与效果，也是文学理论观念的实践产物与艺术结晶；可文学理论的贯彻落实与文学文本的创作营造并从而开辟出文学理论的新领域和文学创作的新天地，却又必须依仗“文学运动”的组织力量、群体智慧和规模效应，所以，它们三者应似一个同质同构的文学系统。就其重合包容的关系来说，文学运动具有宏观统摄力和涵盖力，它可以包容文学理论形态与文学创作形态，文学理论在文学运动中虽起先导作用但却靠文学运动得以充实、完成与发展，形成文学理论系统（包括文学批评观、文体现、创作观等），即没有文学运动的发起就不会有文学理论的参与和支持，没有文学理论的指引和导航文学运动也会是盲动的，因此，它们之间又是互为因果的；而文学创作正是文学运动的必然结果，它同文学运动是包容被包容的关系，且与文学理论在文学运动过程中相辅相成互渗互促地平行发展，只是文学创作是一个感性形态而文学理论则是一个理性形态；虽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这两个形态被文学运动形态所包容所统辖，但是它们又是相互依存、相互重合的，假若一个文学运动缺少理论与创作的支撑或者一个文学运动既不产生理论文本又不生产文学作品，那么，这个文学运动就是徒有其名或不算什么运动。从相对独立性来说，这不是着眼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史而是就一个文学运动而言，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虽是同质同构、重合包容的，但又是各自成系统的，文学运动是个有发动有组织有参与有目标有行为的合目的的合群体的动态过程，它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体存在，至于如何评价它、言说它、构成何种文本这是另一回事；文学理论形态生于文学运动成于文学运动，一旦形成一个或多个自足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它可以不受文学运动的牵扯和制约而独立存在，也可以不需文学创作的印证而自成系统，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形态能够摆脱文学史纠缠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别于文学史的自身价值；文学创作形态尽管是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的实践产物，但由于它是感性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因而，它完全可以不顾及文学运动和文学理论的制约，成为一个自足自律的文学文本系统，以显示自身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即人们可以忘记五四文学运动却忘不了《阿Q正传》，人们可以忘记左翼文学运动却忘不《子夜》。

　　根据它们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关系，如果不是重写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史或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而是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文本，那我认为，在书写某个完整的文学运动时，应该把重中之重放在文学创作形态上，即从文学史角度重解重评文学作品，而把文学运动作为文本生成的特定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把文学理论作为文本产生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后两者可以大大压缩笔墨，以理清历史与逻辑线索以及它们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为宜，力避那种“三分天下各居其一”的搭配方案，其实突出了文学创作形态就等于突出了文学运动的意义和文学理论的威力，以强化文学史本体与主体特色。这是仅就在一个文学运动的时空中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谈点已见，但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文本所包含的文学形态来看，其中新文学（即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确实得利于也受损于“文学运动”的连续不断或日趋政治化，其他文学形态如通俗文学、各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旧体式文学等的衍化很少有“文学运动”相伴，即使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所有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运动”有关，不少经典文本是远离“文学运动”或抗拒“文学运动”而创作的，尤其有些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文本是根据口头流传或文字记录整理出来，更不是“文学运动”的直接产物。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可以大大淡化“文学运动”，突现文学作品的主体地位。

　　文学创作形态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重构的基础或躯体，是三大维度互动关系中的关键之维，这是勿庸置疑的，却不是每个治史者能够认可且自觉实践的。不管强调文学史的客观性高于一切的客体论者，或者主张文学史的主体性重于一切的主观论者，或者坚持文学史应是主客观统一的结合论者，都不能不以文学作品作为建构文学史文本的基础；因而，无论持何种文学史观的学者，如果不承认文学作品是文学史研究或写作的基础，或者轻视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那就意味着消除了文学史及自身书写文学史的资格，说得重一点就是不承认文学还有“史”。为强调文学创作形态在编写文学史过程中或者说它在文学演变进程中的重要价位，不少学人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史或曰主要是文学作品史，并把这一主张付诸研究和写作实践，我们已见到多部这样的文学史著作。虽然将文学作品作为编纂文学史的基础几乎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和写作行为，但真正在文学史研创过程中处理好文学作品、理论思潮、文学运动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突出文学作品基础地位却并不容易，特别从重新解读经典文本入手以改观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的整体面貌、提高其总体学术水平和创新力度，就更不容易了。

　　从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三大维度”相互关系的探究中，已略论文学创作形态是文学史文本构成基础或躯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过我认为，还有些思维角度和张力空间须进一步考察与追询：

　　其一，文学家创造出的各种文本异彩纷呈、光辉夺目，在现代中国文学演进的画廊里形成一条条交相辉映的风景线，它们既是一场文学变革运动结下的累累果实，又是各种理论主张、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在艺术实践园地绽放出的百姿千态的鲜花，由此可想见，现代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层出不尽、争奇斗妍的历史，也是研究主体遵循文学史理念排列组合样态各异文学作品的展览史；如果说文学运动形态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建构的“史线”、文学理论形态是“史魂”，那么文学作品形态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的“骨肉”，试看哪个历史区间的文学创作成就高、文本丰富，这个区段的文学史就灿烂辉煌；哪个历史区间的文学创作品位低、文本贫乏，这个区段的文学史就没有光彩。所以，缺乏文学作品作为“骨肉”的文学史文本如同空中楼阁，也好像一幅空架子，惟有作品充盈、文本精良的文学史文本才是骨骼健壮血肉丰满的文学史文本。有时读到一些文学史，文学运动或理论思潮的铺陈过多过详，而文学作品的叙述过于简略或者老调重弹，颇感沉闷乏味，不忍卒读。

　　其二，治史者的最高追求是把文学史文本写成灵魂史，勃兰兑斯提倡过也实验过，却很难断言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多卷本的“灵魂史”，中国学者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文本的漫长过程中大都努力探索过尝试过而成功者却少见。这表明将文学史写成灵魂史难度太大，不过却能启发我们做这样的思考：有各式各样的历史文本，为什么不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灵魂史而只强调文学史文本是“灵魂史”？也许这正是文学史文本的独特之点。就我的理解，文学史之所能成为“灵魂史”，除了研究者的史学意识、生命体验、阅读感受、价值取向可以整合为主体意识，贯注于文学史写作而化为“灵魂”外，最重要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属于审美意识形态范畴，即“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审美意识形态是一般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而一般意识形态又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②阿多尔诺也有这样的见解：“艺术的本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摆脱经验现实和效果网络即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属于现实，属于这个社会网络。于是直接显示出特殊的美学现象：它始终自然的是审美的，同时又是社会写象的。”③这说明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作为文学文本总是通过话语系统的蕴藉来承载或存活审美意识形态；既然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那么，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则是情感与认知、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交织的感性世界和灵魂世界。仅就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系列来说，它们既是百年来中华民族忧患、觉醒、抗争、奋进、复兴的灵魂载体，又是各族人民的思想情感、审美精神逐步向现代化艰难曲折转变的痛苦与快乐交融的灵魂载体，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由梦醒、追求到幻灭。身化再到觉醒、反思的梦想史、奋斗史、血泪史的审美文本，又是中国女性从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到女权解放的灵魂写照，总之，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是百年中国社会心理和各族人民心态的大写实大写真，因而，重构现代中国文学灵魂史首要的任务在于系统地解读和深入地剖析各种样态的文学作品。

　　其三，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重在突破，重在创新，而要突破与创新关键在于能否获得新文学史观、发现新史识、开掘新意蕴，以形成新的文学史意识、审美意识的逻辑系统和新的知识结构；虽然这些“新”思维成果可以从文学运动形态和文学理论形态获取一些，但更多的更新的更具原创性的东西却是蕴藏在文学作品系列中。因为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文本带有话语蕴藉性质，不仅创作主体的显在意图或潜隐意图完全蕴含于话语系统之中，并要通过话语系统予以显现，而且文学批评者或文学史研究者对文学性质、意义和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也必须依据这种话语蕴藉——也就是说，文学活动作为处在特定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说话人”和“受话人”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过程，其五要素（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和沟通）无不存在于话语系统中，由话语系统蕴藉而成。从微观层次上说，文本是有待阅读的具体对象，是由语词、句式、意象、风格等复合体的话语系统的蕴藉构成，而叙事主体、抒情主体、人物形象、情节意境等都蕴藉于文本之中。因此作为话语蕴藉的文本具有无限丰富的意义阐释空间，特别是那种经典型的文学作品其意义并非是确定的和完结的而是含蓄的和含混的，甚至是模糊、朦胧和神秘的；但丁所说的文学作品具有字面意义、譬喻意义、道德意义和奥秘意义这“四意”的层层组合、递进与涵摄，正相当于文本的话语蕴藉，它可以满足读者或研究者取之不尽言之不完的阐释兴趣。④现代中国文学生成的经典化文本同样具有话语蕴藉的特点并带有原叙事性质，其意义的丰富性、深邃性和原创性是文学运动形态和文学理论形态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只有对文学作品的话语蕴藉深入开掘、敏锐发现才是突破已有现代文学史之关键、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的创新之源。

　　其四，文学作品贵在独创，文学史文本也贵在独创，千篇一律的模式化、雷同化是文学创作的大忌也是文学史文本书写的大忌。然而，文学史的独创却是源于文学作品的独创，如果研究者不能把文学作品的独创性发掘出来，就不可能凝成文学史文本的独创性。在现代中国文学生成发展的过程中，那些有出息有才华的作家极为重视文学营造的独创性和个性化，非常鄙视厌弃那些缺乏创造性的平庸之作、缺乏个性的模仿之作以及文学创作上的公式化教条化倾向；如果没有前者的突进、开拓和创造，保留下大量文学精品力作，那么，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就会建立在杂草丛生的荒原上，而不是百花盛开的沃土上，所以，文学作品的独创性对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的重写极为重要。其实，在文学史上独占风情、倾倒群芳的是那些具有独创性、个性化的文学大家和经典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能留下来的作家作品会越来越少，也只有那些独创性突出、个性鲜明、具有蕴藉特点的文学文本能世代流传。早在“五四”新文学初创期，茅盾就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独机”性，一方面，他指出“新文学革了旧文学底命，自当脱胎换骨，一新面目，才算是有出息”，然而，新文学总免不了因袭模仿的旧病，“除掉那流行的滥调和做作出来的别人的风格”外，“纯是模仿，而不去独立创造”，“缺少活气和个性”，许多人物只是“一个模型里的出产品”，根本见不到栩栩如生的人物个性；一方面，他充分肯定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及其作品，他敬佩并推崇鲁迅的高超而非凡的创造才能，认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影响，必然有很多人跟上去试验。丹麦的大批评家布兰兑斯曾说：‘有无才的人，应该也有勇气。他必须敢于自信他的灵感，他必须自信，凡在他脑膜上闪过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而然来到形式，即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承认的权力。”⑤”百年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发现却是远远不够的。且不说鲁、郭、茅、老、巴、曹这六位文学大师的经典文本的独创性仍沿袭以前的看法并没有新的概括，仅就近20年炒得过热的一些作家的成功之作也没有对其独创性进行多方位的开发，更没有把文本的独创性置于文学史总体格局进行有深度的比照分析；况且，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又发现并开拓出不少样态的文学作品系列，对其独创性的勘探尤为紧迫和重要，否则，就无法在深广的文学作品基础上建立具有独创性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

　　其五，不论学术型的文学史文本、普及型的文学史文本或者教材型的文学史文本，都是为了写给不同层次人群阅读或参考或研究的，因而，我们不能不充分考虑不同层次阅读者的期待视野，尽量满足其参阅需求与读书兴趣。经常听到有人议论，现行的文学史著作总是“板着个面孔”，过于严肃过于生硬，仿佛是政治思想教材用来“教训人”；或者有些文学史写得像八股，陈词老调，枯燥无味，毫无生气和新意。这并非说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都是这样的，但作为一种书写模式或写作倾向却影响了不少文学史文本的编纂。考其原因可以列出数条，其中重要的一条，乃是没有把文学作品真正作为现代文学史文本构成的基础或躯体，而在文学运动或理论思潮的阐述上则用力太多，即使那种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文学史文本，由于在作家作品的“论”字上大做文章，也把情感世界抽空了，文学史文本上的作品评价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筋。文学史之所以是文学史，就在于它的主要研究和书写对象是具有情感性形象性特征的文学作品，是文学作品的演变史，而不是思想逻辑的抽象史。这决非说文学史文本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感性描述而排斥理性思辨；我是说文学史应重视文学作品的感性与悟性有机结合的叙述，把理性史识作为一条条思想线索贯穿于文学作品的连续性、生动性、丰富性的叙述过程中。应该纲举目张，而这个‘纲”与“目”则必须与对文学作品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悟相粘联，过分热衷于理性思辨、过多强调思维超越，容易把文学史文本写成思想史。这不仅失去了文学史文本的特点，而且也傅离了广大读者阅读文学史由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思维规律，尤其知识青年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和把握，总是从阅读文学作品开始的。因此，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务必把文学作品解读好、感悟好、叙写好。

　　由于创作形态（即文学作品）在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价位，所以，文学作品以什么姿态、面貌进入文学史架构，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仅从所谓新文学领域来看，各种体式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穷尽半生的精力与时间也搜集不全，更读不完；同时，作为有特定框架结构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也不可能包罗万象，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涵纳进去，如果真这样，那就不称其文学史，而是地道的资料汇编或目录索引了，故而，文学史文本对作品必须有选择有取舍，否则就不是文学史文本。而文学史选择作品的依据，就是文学史观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价值标准，即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及其价值标准就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被选中的文学作品就是文学史观的实证根据和感性表征，其中那些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的话语蕴藉则是文学史观最深层原创意义的源渊，也是最能显示文学史独特深度的象征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昂扬姿态进入文学史架构的首先是那些足以显示文学史现创新品格和科学品格的经典文本。文学作品一旦被选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网络结构，就必须根据主体要求与自身特点定好位，以成为文学史文本这张大网上的一个化不开的“结”；而这张大网实际上是由文学史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编织成的，选定好文学作品在这张大网上的“结”，既要看文本话语蕴藉的情感逻辑或内在肌理是否与网“结”相连通，又要看研究主体是否根据文学史文本结构需要从文学作品中把相适应的情感或理性逻辑发掘出来。因为文学作品的话语蕴藉极为丰富也具有多向度，研究主体的发现机制只有循着文学史观的指向从文本中所开发出来的意义逻辑，才能把文学作品凝固在网结上，使之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整体结构的闪光点。由于文学史架构至少是由文学运动、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三大维度组成，所以，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文本结构不仅要从宏观上发掘它本身与这张网络的纵横联系，也要从微观的透视中发现文本与相应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理论之间深微的张力关系，既以文学创作实绩印证文学运动的得失和文学理论的优劣，又要以文学作品充实丰富文学运动和文学理论，使文学运动的价值和文学理论的意义真正由文本的话语蕴藉来体现，以把“三大维度”变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架构中的相辅相成的“三位一体”。

　　文学作品形态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架构，是否能改变已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是否能开创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新局面，是否能写出创新性与科学性品格兼优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著作，最重要的不在于把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经典文本作为文学史文本建构的基础或躯体，加大文学作品的比重，压缩文学运动和文学理论的分量，而在于重新解读文本、重新发现创意、重新开掘史识、重新评估其意义和价值，这是重写文学史文本的根本，也是文学史创新之关键。这并不是说把解读文本所发现的一切新意卓识都写进文学史，而是说它至少为不同体例不同模式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建构提供了可资选择的新颖独到的文本阐释话语。实践证明，作品有创意写成的文学史文本就有创意，文本话语蕴藉开挖深，文学史书写就有深度，作品优劣评价准确文学史就有科学品格。既然重新解读文学作品成了提高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学术质量关键的关键，这里就有个操作性极强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解读文学文本尤其经典文本，怎样能解出新意，怎样能读出新味？回答这个问题相当困难，并没有令所有人认可的答案，也许“见仁见智”才是解读文学文本的一般规律。在我看来，“经典文本解读”就是对现代中国文学经典文本进行“还原释读”，即把原汁原味品出来，把原思原意释出来。这样它既可以拨正过去文本解读中产生的种种误解，又能够纠正多年来只热衷宏观考析而忽视微观探索所造成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粗疏空泛，既可以为21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系统工程的启动和文学现代化研究新格局的开创打下坚实基础，又能够为建构中国式的独具系统的现代审美文化原则和中国造的原创理论体系从经典文本中来挖来发现；特别是可以为重建现代文学史学科提供取之不竭的新成果、新意识、新思维、新信息。至于如何“还原释读”，我认为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发现作家的显动机与潜动因、文本的显结构与隐结构、人物的显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存在的悻论和张力，以及文本与读者的无意识联系，从而引发出诸多困惑和立论探索的勇气；二是充分运用艺术感悟力和发现逻辑机制，把解读的过程作为解读者以生命去体验去感受去拥抱文本感性世界的过程，作为以相应的深度理论模式去阐释去深化去提升感性文本世界的过程，使个人生命宇宙、群体生命宇宙与文化界生命大宇宙在精神哲学上达到某种契合。由于从不同的维度化人文本又化出文本，因而发出了不同的学术声音，获得不同的生存感悟和审美判断，这既是对文本深层密码的破译，又是对人学深层密码的原释。

　　参考文献：

　　①朱德发、贾振勇著：《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技，第3～19页。

　　②③④童庆炳主编：收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71、73～74页。

　　⑤朱德发等著：《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291页。

　　(本文作者是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