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近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地回顾了十年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完整历程，生动地阐述了我国教育工作一系列重大决策、政策的背景和形成过程，深入地总结了过去十年我国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全面地展现了李岚清同志的教育改革和管理思想，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重大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刻地阐述。本文摘自《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第四部分“把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以飨读者。标题为编者所加。 　　

　　又一次高校院系大调整 　　

　　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和调整？ 　　

　　李岚清：这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行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说起。1952年，我国的高等教育进行过一次重大的院系调整，用现在的话说，是一次重大的结构调整。那次主要是同类项的合并、重组和调整。例如，上海各校的建筑专业并入同济大学，造船专业则并入交通大学，而各高校的汽车专业大都并入清华大学。同时也注意到了高校区域布局的调整。例如，上海的交通大学原拟全部迁到西安，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全部迁去。经过那次院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除保留少数多科性的大学外，主要向专业方向发展。那时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国主要的大、中型企业都由中央产业行政管理部门直接负责建设和管理。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这些产业行政管理部门相继创办并管理了一批为本行业、本部门培养专门人才的单一学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例如煤炭、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建筑、军工、交通、铁道、民航、商业、外贸等部门的高等学校。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创办并直接管理了一批为本地区服务的高等院校，且数量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和产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分别创办和管理一批高校的体制。这种办学体制是为适应当时的经济体制而形成和发展的，当时对于调动各部门、各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对口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很快发挥了作用。学生毕业后有了急用的专业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又不断学习和充实了各种新的知识，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中央部门所属高等院校还是地方所属高等院校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功不可没。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和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就日益凸显。这些问题主要是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专业过窄，规模过小，低水平重复设置高等院校和专业，产学研脱节，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从而使教育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影响了整体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怎么办呢？出路在于与时俱进地对高校的体制进行改革。目的是什么呢？一是培养符合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二是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使我们的高校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从1993年开始，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又一次高校院系大调整”。 　　

　　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存在的问题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改革以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李岚清：在改革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格局是中央一套，地方一套，低水平重复建设。中央部委的院校办学是面向全国、面向行业的，地方需要人才不能从那里得到满足，地方就要自己办一套。而中央所属高校也是分别由各部委办的，后来有不少地方的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厅、局)也办了高校。此后，有的地方就形成“你有什么，我也有什么”，与中央部门所属院校和专业设置更加重复。我曾形象地描绘当时高等教育资源被分割的局面，就好像一块蛋糕，先被横切，再被竖切，左切右切，最后被切成蛋糕屑了。中央部委所属的高等院校虽然历史较长、基础较牢，但由于数量太多，经费有限，主管部门鞭长莫及，高校发展步履维艰。改革前中央部委所属院校共有571所，仅机械部一个部就有25所。当时有的部委直属高校的同志无奈地说，我们出身于“多子女家庭”，一碗饭得大家分着吃，只能熬苦日子。而地方所属高等院校的总体情况是办学历史较短、基础相对较差。尽管与中央所属院校的许多专业是重复的，但因为它们是地方的“亲儿子”，地方也得竭尽全力地予以支持，形成了一个大家都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困境。再加上中央所属院校在观念上或多或少摆出一副“我是为全国服务”的架子，对为地方培养人才、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心支持不够。地方自己还有许多“亲儿子”嗷嗷待哺，压力也很大，因此中央所属院校也难以得到地方的有力支持，从而加剧了高校办学上的两难困境。 　　

　　在改革前，我国高校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专业偏窄、科类单一，这也是影响办学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逐步认识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大学要尽可能地做到文理渗透、理工结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的前沿学科需要多学科的支撑才能达到较高的水平。现在有些医学院就反映，基础课达不到综合大学的水平，对医科人才的培养就受到限制。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很多科学研究不是哪一个专业能孤立进行的，而是多学科、多专业的结合。现在已不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我们的专业过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就有局限性。我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当领导时，也分管过教育，还兼任对外经贸大学校董会的主席，了解过去外贸人才的培养也存在这个问题。那时讲外贸具体实务较多，而经济贸易基础理论知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市场的宏观分析、研究、预测，开发、营销和法律、财务会计、金融、货币等方面的知识则讲得不够，学生们的人文知识素养也较欠缺。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培养的人才不懂工业生产技术的一般知识。在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中，这些弱点都暴露得比较明显，往往使我们受到损失，因此我们要注意培养复合型人才。这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加深认识的。复合型人才，要求知识面比较广，理论基础知识比较宽厚，将来搞什么专业再在什么专业上进一步下功夫钻研、学习、提高。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大专家，恐怕都有这方面的特点。他们的全面素质比较好，基础知识宽厚，往往并不是上大学一开始就攻读很窄的一门专业。 　　

　　在改革前，我国的高校规模偏小，而且是“小而全”，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比例较低。据统计，1992年，13.1%的本科院校在校生不足1000人；15.2%的专科学校在校生不足600人；多数的高等院校为2000人至3000人。再加上“学校办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行政管理机构庞大，后勤服务人员过多，学校的负担很重。 　　

　　在改革前，大家都反映经费困难，要求增加。当然，增加对高校的投入是必需的，但上述这些问题不解决，投入再多恐怕也很难把我们的高校办好。教育资源总的就那么一块，你若把它都分散了，条条切，块块切，块块内的条条还要切，切得很碎很碎，结果每个高校都感到经费紧张。学校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我原来以为只是校与校之间存在教学科研设施重复购置、利用率不高等浪费现象，后来了解到，某些高校的一个学院之内，系与系之间，教研室与教研室之间，甚至教研室的小组之间也存在着重复购置的浪费问题。我曾在一个医科大学看到，有两个学科都有同位素实验室，都有基因切割仪器，但互不开放，使得设备不能充分利用。有一次我到一个高校的实验室参观，见到一台用塑料罩盖着的设备。实验室主任向我介绍说，这台设备是高价进口的，是他们的“镇室之宝”。当时我就问他们，既然是这样贵重的仪器设备，就应当设法一天24小时停人不停机地使用，为何像古董一样地供起来呢？特别是电子设备，更新很快，如不充分利用，它真的很快就会变成古董了。我见到诸如此类的现象越多，就越发感到这种低效益的办学状况，对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的国情来说，是很不合情理的。在我国人口多、资金相对短缺的条件下，本应把我们的教育办成世界上效益最好的教育，而事实却与此相反。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的发展，大家逐步认识到，大学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应该具有基础理论深厚、知识面宽、适应性强等业务素质，而原来那种单科的、行业性强的学校设置过多过细的状况必须改变了。这种形势很多高校都看到了，纷纷增设新学科、新专业，增强综合性。于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一些专业性高校增设的新学科、新专业往往是自己的弱势学科、专业，它们各自都想向多学科甚至综合性高校方向发展，从而使本来就紧张的教育经费，由于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和新的重复建设而显得越发拮据。不论走到哪里，“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几乎成了永恒的主题。这就是我国高校体制改革前面临的主要背景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