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选择理论和契约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主要是向各自的上级政府或者上级官员负责，而不是对本辖区公民负责。这意味着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任何过失都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乡镇财政现有教育债务的处理，应奉行“肇事者负担原则”。如果按此原则办事，乡镇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乡镇官员应承担主要个人责任（没有遵守预算法，根据该法，地方政府必须量入为出，实现预算预算或者预算盈余，且不论这一规定是否合理）、上级政府也应对教育欠债承担连带责任、乡镇内公民作为受益者也应承担责任。如果乡镇内公民由于经济条件所限而债务责任过重，超过了承受能力，说明上级政府应该提供转移支付。

　　我国许多省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被取消，县乡财政收入减少，为了保证县乡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中央应确定一定比例的税收搞转移支付，专门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上，省、市、县政府应将中小学校舍的建设与维修纳入各级政府基建计划，设立学校基建专款，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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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政府官员的自利假设是必要的。有自利的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不一定能够代表社会。正因如此，政府需求与社会需求是有偏差的。社会作为个人的集合体，有着某种“公益”要求。法律代表人民的意志要求政府实现此项“公益”要求。如果政府能够满足此项要求，既可提高其合法性，又能促成政府组成成员的自利。

　　[2]阿马蒂亚·森(2002)认为，一些国家发生饥荒，不是因为没有粮食供给，而是粮食分配问题。联系到教育产品供给问题，这是同样的道理。

（作者：何广文 李莉莉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