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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新干涉主义”的国内政治根源 | ||||
萧喜东 | ||||
“新干涉主义”的产生条件 “新干涉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殖运动和左翼政治力量的衰落和瓦解。这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变动。 在八十年代，第三世界争取经济主权的斗争土崩瓦解，很多国家爆发债务危机，从此陷入了停滞和倒退。二战后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低潮，第三世界内部的种族冲突和社会动乱日益激化。第三世界中唯一的“成功模式”－－东亚和东南亚的对外导向、外资注入的增长模式，最终也在危机中坍塌了。总之，战后广大殖民地地区人民建设民族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的尝试，在整体上失败了。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也陷入深重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因改革引发了危机。中国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被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看作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大挑战，很多人认为，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为绝大多数人民提供福利保障的尝试是相当成功的。中国在八十年代初发生信仰危机，随后进行东欧式的市场改革，并开始了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进程。至此，中国也趋同于苏联东欧的改革－危机模式和命运，不再构成对西方体系和西方模式的挑战。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以激烈的方式印证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产生了两个的后果：其一，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丧失了反对西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威信：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干脆瓦解了，变成西方的附庸，中国采取了“不出头”、“韬光养晦”的策略。其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的制度丧失了自信，不再努力争取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成为其替代制度，反而全面引进资本主义。因此，失去领袖和方向的第三世界的在精神上陷入深重的萎靡和绝望。 民族解放运动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对西方国家内部的左翼进步力量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从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抗者一下转变成该体制的追随者和附庸，从而使西方左派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的信念和努力失去了参照和支撑。在国际、国内形势的逆转之下，很多西方左派放弃了劳工、政权、反帝等传统左派主题，转向环境、性别、生活方式等狭隘、分散的“新社会运动”主题。从总体上说，西方的左派力量普遍被削弱并向右转，放弃了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转向体制内的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另一方面，他们不再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抱很大期望，乃至对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负面和否定评价，进而放弃反帝反殖的立场。总而言之，西方内部的主流左派力量，在冷战结束前后，发生了向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保守化蜕变。 就在发生以上这些变化的同时，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的整体也在发生重大转变。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登台，在美国，新政以来所建立的“大政府、大工商业、大工会”的社会契约和福利国家被终结；在欧洲，随着冷战的结束，有优厚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北欧社会主义也很大程度上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削弱。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全球化上升为西方统治层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依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将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广到第三世界。在冷战后的数年中，西方体制内的左派政党纷纷上台，他们大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类型，如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英国工党的克莱尔、法国社会党的密特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曾属意大利共产党的达莱马等。有趣的是，他们不但全盘继承了他们前任保守党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积极推行全球化。这里，“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当权派是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标志的后冷战时代“新干涉主义”的关键推动者。所谓“新干涉主义”，就是这些西方体制内的“左派”统治者，将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西方的“民主、人权”的“进步价值”以及传统帝国主义霸权心态结合在一起制造出来的。 “新干涉主义”由“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派头目推动，另一方面由“社会民主化”的西方民间“左派”担当啦啦队，提供民意基础。在六十年代，和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费舍、索拉纳（属西班牙社会主义工党）一道参加过反战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的一代同龄人，当时他们大都是激进分子，今天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和“开明派”。他们的主流政治观点，就是“除了市场和全球化，别无选择”（所谓“TINA”综合症）。另外，他们在一些和政治经济根本制度无关的社会问题上持有中产阶级的“进步”价值，比如：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环境主义，支持同性恋的权利，消费者权益，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等等。他们真诚地相信，第三世界贫困中的人民应该拥抱这些“进步的价值”，也应该接受全球化的趋势，参加“人类文明的全球村”。他们谴责那些不承认这些价值普遍成立的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独裁者”。《纽约时报》记者汤马斯·佛里德曼在他获普利策奖的新书中，就构想了这样一种弘扬社会民主价值的全球化模式：“主张全球化的人必须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必然拥护全球化。”（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9.） 除了以上两股势力之外，当然还有一个推动全球化和后冷战时代“新干涉主义”的最关键的势力，那就是西方跨国公司、金融机构，以及西方资产阶级中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那部分，他们正跃跃欲试地准备占领第三世界的市场、收购那里的公司和银行。这个势力中也包括大的军火商集团，它们将在“新干涉主义”之下的军事干涉中大发战争财。 西西联合与南北矛盾 由上所述，后冷战时代的“新干涉主义”建立在西方统治层的全球化、市场开放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的共同价值观念以及跨国公司的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西方社会内对“新干涉主义”的支持是结构性的、共同的；当然，西方各国国内的反对势力的强弱不同（包括前面提到的右翼势力，以及少数的传统反帝的左翼势力），反对势力有时甚至会有所高涨，但各国统治层和资产阶级联合管教第三世界的共同利益将总是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的。 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新干涉主义”所理解的世界上，南北矛盾是压倒性的矛盾，第三世界的种族冲突、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独裁专制是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万恶之源”。在“新干涉主义”所指导的战略下，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将写满类似轰炸南联盟这样的新十字军东征第三世界异教徒的圣战纪录。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不过是以“文明”术语叙述“新干涉主义”的实质内容而已。 在“新干涉主义”之下，凡是违背西方价值标准、抵抗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国家，都是拒绝接受文明世界大家庭的“恶魔”。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一个特殊情形是，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这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和西方的反华浪潮。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经过数次“思想解放”的中国，中国已经皈依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民主版本的社会主义。很多人相信，这种面貌一新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能够得到大多数西方人的接受了，起码是那些属于同一政治谱系的西方社会民主派。然而，事实是：恰恰是西方的社会民主派攻击和妖魔化中国最不遗余力（如德国的费舍、美国民主党人波罗西等）。在西方的社会民主派眼中，中国只知埋头发展经济，而不懂得玩议会民主的游戏，因而代表了最反动的佛朗哥、皮诺切特的方向。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和国际接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对西方的体制外左派和受压迫的下层也完全没有吸引力（比较之下，坚持革命社会主义的古巴，自始至终得到了一部分西方左派和正直人士的支持和赞扬）。这就是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反华浪潮的社会基础。如此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妖魔化中国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北美，也普遍存在于欧洲，不仅出现在超级大国美国，也出现在西方的小国如瑞士和冰岛，仅仅以“大国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别有用心的势力破坏两国关系”来解释这种普遍现象是说不通的。 后冷战时代的“新干涉主义”更近似于一种以西方集团为统一单位的社会帝国主义扩张形态，它已不再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模式，也不再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排他性命题仍然成立，但在市场开放、解除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教义下，跨国公司的繁衍扩张、跨国并购的发展之下，西方国家政府愈来愈沦为替跨国公司服务的工具的情形下，这个命题并不表现为西方主要列强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而是首先表现为西方集团以军事、经济和文化手段对第三世界实行重新殖民化，其次表现为西方国家之间、跨国公司之间以贸易战、兼并、接管等手段进行竞争，再其次有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展开代理战争，以第三世界人民的鲜血作筹码来进行竞争－－不久前在非洲大陆上爆发的卢旺达内战，就表现出这个倾向：比利时和法国为了利益争夺，分别支持当地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大屠杀；今后美国和欧洲为争夺中亚的石油资源，也有可能采取这种代理战争的方式。 结语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美国克林顿总统在遭受国会弹劾之下，发动了对伊拉克的空中轰炸。当时一小部分美国进步团体举行了示威，不过不是反对轰炸伊拉克，而是支持受到弹劾的克林顿！这是后冷战时代“新干涉主义”赖以确立的西方国内政治背景的一个缩影。美国保守派厌恶克林顿、必予治之于死地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克林顿活脱脱地代表了六十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的形象：吸毒、道德松弛、性行为放荡，保守派们认为正是这些六十年代的遗毒导致了美国家庭解体、社会道德失范。而大资本对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满意的，它们还期待着“新干涉主义”之下从北大西洋到西太平洋的战略新概念为它们打开更广阔的市场。一些民间左派团体，对克林顿主导下的全面削减社会福利、裁员解雇、“灵活就业”等政策，竟不置一词，找不到别的选择，甚至还挺身而出捍卫克林顿。 以“开明”、“进步”的价值为旗帜，对第三世界实行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这就是冷战后西方集团国际战略的本质。它的国内社会基础，并不是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新干涉主义”和准法西斯势力在很多问题上处在政治光谱的两端。其社会基础之一，是西方“左派”蜕化变质了的“开明”“进步”价值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广泛的、深入的。在二三十年前，有社会责任感的西方青年人关注着反战、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等社会运动，今天，有社会责任感的西方青年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却真诚地关注着所谓“中国人在西藏的种族灭绝”、“在中国受压迫的不同政见者”，以及“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西方国家机器成功地收买和驯服了“左派”的“进步”事业，使其变成为重新殖民第三世界的战略服务的工具。正因为“新干涉主义”收降了西方“左派”的纲领，它具有形“左”实右的特点，因而对西方民众特别具有欺骗性。 当然，在西方社会，“新干涉主义”的霸权统治并不是铁板一块，牢不可破。如上所言，西方社会的准法西斯势力和传统战略学派与“新干涉主义”是有分歧的。但是，至今为止，它们之间的矛盾纠纷和打打闹闹，只起着共同服务于西方全球扩张的功能。值得注意的一种可能是，当“新干涉主义”的具体实施遭到惨重挫折后的情形。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的军事干涉必定要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战争一旦失利，谎言一旦被揭穿，将导致“道义”神话的破灭，也就会对西方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比较之下，西方传统战略学派的军事干涉以实力计算为决策准绳，即使打输了，也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而“新干涉主义”下的军事干涉一旦失败，所作的一切道义宣传也将失败，就有可能导致西方社会的严重挫折感和失败感，从而为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抬头创造条件。 很多分析认为，侵南战争只是美国一家在推动，甚至是美国击垮欧元、打击欧盟的一个阴谋，而欧洲只是在违反其利益的情况下被迫（或被骗）卷入。然而，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在西欧存在着这样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欧洲地区主义倾向的反战言论和运动，在欧洲坚决反战的，只有反帝传统的体制外左派。相反，认同“新干涉主义”的势力在西欧各国占上风。在欧洲各国，无论是大国如德国、法国，小国如瑞士、冰岛，对中国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南联盟的种族冲突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南联盟和伊拉克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丑化和妖魔化，基本上是一致的。欧美联合，西西联合，共同的社会帝国主义心态，连同互相渗透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利益，这就是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再加日本）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构成当今世界独大称霸的一极的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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