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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新干涉主义”的国内政治根源 | ||||
萧喜东 | ||||
| 北约发动的侵南战争，激起了人们对本世纪人类战争灾变的回忆。人们把这场战争和本世纪历史上的一些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相类比。首先，人们回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三”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而导致了国联调停国际冲突机制的瓦解。北约的残酷轰炸还令人想起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德意法西斯干涉西班牙内战，并以西班牙作为新式武器的实验场，创造了大规模空中轰炸平民的战术。人们也回忆起：在所谓“人道主义”的幌子下，意大利的法西斯军队野蛮入侵弱小的阿比西尼亚、纳粹德国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从此拉开了法西斯军事征服欧洲的序幕。 越来越多的人们都看到，冷战后的世界，不是什么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时代，反而令人想起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侵略的黑暗年代，二战结束后写进《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国际准则正面临被摧毁的危险，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哲学正在强加给全世界。这个哲学有一个最简洁的表达公式，那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西方主流媒体也给这种新的外交哲学和国际战略正式命名为“新干涉主义”。已经有很多文章揭露批判了“新干涉主义”的欺骗性、虚伪性和霸权特性，然而，我们仍需对它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解剖，才有可能彻底了解它的产生根源和内在本质，特别是：说明“新干涉主义”作为现阶段西方军事集团的国际战略和行为模式，和历史上的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何传统联系，和肆虐三、四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有何区别和相似之处，以及和当代世界体系内的南北矛盾、西西矛盾的复杂关系。 本文试图论证：“新干涉主义”是冷战后时期发展出来、并仍在演变着的一种帝国主义扩张模式，它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社会帝国主义”有相似的内容：它致力于输出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向全世界推行全球化、市场开放、西方模式多党选举的“套餐”，主张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实行“开明”殖民主义。它的产生取决于三个主要条件，那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殖运动的低落和瓦解、以及西方统治层全球化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是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条件，这最後一点也是本文所最关注的，特别是“新干涉主义”的形成与西方国家内部左派政治力量的蜕变的关系。 “新干涉主义”的特点 让我们先来考察几个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事件： 一、一九九四年十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下达了向海地出兵的决定，其目的是更换海地的政府。这个决定，是在美国国会里由黑人众参议员组成的“黑人团体”（Black Caucus）的督促下做出的。“黑人团体”是美国国会内部的左派力量，经常推动有利于美国黑人利益的立法和其他有进步倾向的立法。克林顿侵略海地、强行更换海地政府的政策，也受到了美国的一些“进步团体”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过去一向通过军事干涉支持世界上的独裁专制政府，现在冷战结束了，轮到美国以实际行动赎回它的罪过的时候了，那就是以其强大无敌的军事实力来为世界做些好事，比如在世界各地执行一些“开明”的军事干涉，更换第三世界的独裁政府，把“人权、民主”带给第三世界人民。出兵海地就被一些“进步人士”认为是这种“开明”军事干涉的首次实践，而由曾在越战中逃避兵役、参加过反战活动的克林顿来执行这次“开明”侵略，其象征意义更加明确了。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美国政治的传统右翼人士（坚决反共、支持冷战时期的美国全球干涉），对这次“与美国切身利益毫无关系”的军事干涉，表示强烈反对。 二、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六日，英国政府逮捕了在英国治病的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英国议会上院兼最高法院又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裁定西方国家有权引渡和审判皮诺切特。智利政府对这种违反外交豁免权和侵犯智利司法主权的作法表示抗议。然而，西方媒体和大多数西方“左派”人士欢呼英国政府的举动，认为这是西方为过去扶植皮诺切特军人独裁政府的罪过所作的补救。更有一些人指出，从美国侵略巴拿马捉拿诺尔列加到英国逮捕皮诺切特，为今后西方国家名正言顺地逮捕、审判“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建立了先例和程序。 三、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三日，德国绿党代表大会在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投票否决了要求北约无条件立即停止轰炸南联盟的决议。假如这个决议通过，将导致施罗德联合政府的瓦解。属于绿党的外交部长费舍一直是轰炸南联盟的积极支持者。费舍认为由于科索沃的特殊情况，北约即使没有联合国的批准，也必须执行轰炸行动。费舍在六十年代是激进左派学生运动的参加者；现在，他认为北约应担当起维护其他国家人权的义务，他毫不掩盖对南联盟总统和中国领导人的厌恶之情。（《纽约时报》98年1月28日、5月13日） 以上几个事件不仅存在着共同特点，而且显现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渐趋完备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个体系将第三世界国家主权的内容一步步地侵蚀殆尽，使西方集团对第三国家内政的全面干涉成为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 让我们来概括一下作为国际战略和行为模式的“新干涉主义”的几个特点。首先，“新干涉主义”的实施依赖于继承冷战时代的庞大的军事体系和国际组织架构。比如，今天美国准备建立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起源自里根时代的“战略防御动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美安全条约这两个最重要的冷战军事同盟，被扩大、加强成为后冷战时代西方军事干涉的主要工具。 第二，“新干涉主义”在表面上疏远了西方传统的战略概念，如实力、均势、攸关利益等等，突出了有关道义方面的话语，如“人道主义援助”、“防止种族灭绝”、“维护人权”等等。老牌战略家如基辛格等，强调美国的攸关利益，反对不必要的干涉和过度延伸；而“新干涉主义”更趋向于在尽可能多的场合中树立世界警察和人权教父的形象。目前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内，“新干涉主义”有压倒传统战略教义的倾向。然而，“新干涉主义”是否真的就是不顾自己利益去维护道义呢？显然并非如此。冷战后美国所进行的历次军事干涉，多数都和重要的战略资源、战略地位有关，更重要的是，有些军事干涉的主要目的就是树立威信，就是为了给全世界发出信息，以杀一儆百。“新干涉主义”和传统教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干涉主义”更急于树立西方在全球各地以及对第三世界内政的全面干预的普遍原则和先例，其次才考虑具体的短期的利益得失。当然，“新干涉主义”方针下，也出现了美军出兵索马里这种失败的或考虑不周的军事行动，这说明这个新教义的实施战略尚不成熟。 第三，“新干涉主义”的主要推行者是西方国家年轻一代（即战后“婴儿潮”）领导人，如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索拉纳等，也都是属于西方体制内的左翼和社会民主派别。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都基本接受了前任保守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他们也同样热心于输出西方发达国家带“社会民主”色彩的价值观念，他们同时也是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积极推行者－－全球化与“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主要西方国家里，也都存在着右翼的、怀疑或者反对全球化的政治派别，这些政治派别通常和西方国家民众中敌视移民、主张白人至上的准法西斯主义情绪有关，如：在美国，曾参加过（并准备再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共和党人布坎南，路易斯安那州议员戴维·杜克，在法国，以勒·潘为领袖的民族阵线，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部分成员，等等。这部分政治势力强调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主张保护主义，反对纯粹道义目标的对外干涉。令人讽刺的是，恰恰是这部分右翼势力，对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表示质疑或者反对。西方各国（包括北美、西欧和日本）的“新干涉主义”推行者在妖魔化第三世界国家、谴责第三世界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时是基本一致的（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派对第三世界的妖魔化和谴责有时甚至更激烈一些）。至今为止，美国和西欧各国在“以武力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分歧只在于具体策略。 第四，“新干涉主义”的“人道主义”道义立场，表现出西方媒体操纵下的后现代主义特色。西方媒体描绘下的第三世界，是一个充满专制、迫害、闭塞、狂热、偏狭的悲惨世界，第三世界的人民渴望着西方天国的自由人道光辉的普照。这样的媒体宣传误导着一代西方青年对世界的认识。世界上什么地方存在“人道主义灾难”，完全取决于大商业新闻媒体将镜头对准哪里，以及如何筛选和歪曲事实。对于世界上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如：因缺少最基本的医疗而非正常死亡的成千上万的第三世界人口，美军遗留在印度支那的炸弹至今仍在制造的大量伤亡，发生在刚果、安格拉的空前残酷的战争，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几十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海湾战争所遗留下的生态灾难，永远不会进入西方媒体的大众消费者的意识中。电脑合成的万人坑，“大屠杀”、“种族灭绝”的声音形象重复一万遍，激发起西方媒体消费大众的廉价情感，这就是“新干涉主义”下出兵干涉政策的民意基础。军事行动本身也已经“人道化”：感谢西方尖端的高科技武器，西方士兵可以象玩电子游戏一样在数千米的高空安全地完成杀人任务。“新干涉主义”的“人道主义”缺乏西方古典文化中的崇高精神，而充满了市侩和怯懦的气息：我有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的高尚义务，因为我有实力靠高科技武器在高空安全无恙地杀人；但是，假如“人道主义”使命要求我牺牲生命，那么，对不起，我就尽不了这个高尚的义务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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