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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 | ||||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 ||||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 闵维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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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 刚才,王大中校长讲到UC San Diego(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UC Irvine(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 Davis(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学校,可以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参照系,或者选择更好的学校,比如哈佛、斯坦福、耶鲁、MIT等作为参照系。问题是我们现在建设,他们也在建设;我们在前进,他们也在前进。我们20年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但是他们20年后可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现在前进的步伐并不比我们慢。所以,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动态的(dynamic),而不是静态的(static)。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真的要想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真正有一个“跨越式”发展,使得我们的一流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不是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跨越式”的发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尤其是在办学理念、办学思想上的跨越,整个大学发展体制上的跨越。 19世纪以前德国的大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是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的大学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大学,那时许多美国学者和大学领导人大都是留学德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当时的牛津、剑桥大学的办学思想相比,有一种跨越,即“洪堡思想”带来的办学理念上的创新。“洪堡思想”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强调学术自由,强调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在办学思想上向前跨了一大步。相应地,德国的大学也就向前跨了一大步,成为非常好的大学。美国也是一样的,现在几乎没有人不承认美国的著名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剑桥大学校长艾里克·布鲁斯(Alec Broers)去年到北大演讲,他说他自己在美国待了18年,他认为现在剑桥在某些方面比不上美国的前十名(top ten)大学。他今年10月份就要卸任了,耶鲁大学的副校长兼教务长要到剑桥大学任校长。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原来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过。可见,美国的大学相对于德国,德国的大学相对于英国,都有过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当然,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也都在不断前进。 既然我们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放开眼界,看全世界的经验,不能光看我们自己国内的东西。美国的大学起源于1636年创立的哈佛学院,哈佛建校初期规模非常小。一直到1860年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有二百多所院校大都是按照英国大学模式建立的,按照英国洛克的教育思想以“培养绅士和传教士”为主要任务。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真的是实现了一种“跨越式”发展。当然,这种发展是与国家发展分不开的,正如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强的时候也是德国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是分不开的。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南北战争结束,政治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被扫除,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与此相适应,一批新大学应运而生。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是在这个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个大40年(the first big forty years for American education)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些新建立的院校,可以说是美国新一代的大学,是按照德国的洪堡思想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创校校长都是清一色的留学德国的博士。可以说,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建立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时期,其他老牌大学,如哈佛和哥伦比亚,也开始启用从德国归来的博士当校长。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是很开放的,哪个国家的东西好,就把它拿来,学习借鉴,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按照“洪堡思想”建立的大学是新型的学校,体现一种新的办学理念。斯坦福大学校长来北大演讲的时候,说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在办学理念上与北大具有同源性。理由是,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缔造北大的重要人物,他前后两次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对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吃得比较透。美国的大学不仅是学习了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而且把这种办学思想制度化了。美国的大学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理念,体现于大学研究生院的制度建设之中,实现了从思想到制度的跨越。而德国人在这方面却慢了一大步,德国大学最早的大学研究生院建立于1984年,比美国晚了100多年。 可以说,美国学习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并进一步把这种思想制度化,这就是一种跨越。这种跨越给美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即使美国这么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国是通过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实现今日美国大学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到1900年实现第一个40年跨越式发展告一段落之后,从1900到1930年的30多年中,全世界9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也就只有4人。1900-1941年中全世界12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中也就10%左右是美国人。那个时候还不能说美国大学取得了世界一流的地位。美国的大学真正取得世界一流地位还是在第二个跨越时期,即二战以及二战以后的时期。我看过一本书,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即《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描述分析了美国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美国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经历了一个不断跨越的漫长过程。第二步跨越是很要紧的,是与国家战略有密切关系的。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别人也在前进;要想追上去,一定要跨越,步子要迈得更快一些。这种跨越不仅是投入和硬件建设,也包括办学思想、理念、体制上的跨越。研究国际高等教育经验可以得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我想简要介绍一下北大历史上的几次跨越。如果说北大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做出了有重要意义的贡献,它也是经历了几个跨越发展的阶段。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学术气氛沉闷,学术水平很低,而且封建腐朽思想蔓延。1917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跨越发展。他借鉴德国的洪堡思想和世界各国大学的办学经验,主张“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这在当时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具有进步意义。特别是在用人体制上,蔡元培上任之初就辞掉很多没有学术才能的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李大钊请来任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夏元瑮是中国第一个懂得相对论物理学的人,还有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等人。陈独秀等人在当时是喊“民主”、“科学”最响的人。这一步跨越非常重要,从办学理念到管理体制到用人机制上的跨越,使得北大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学校的改造,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使北大成为当时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北大在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也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跨越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类似的例子,在兄弟院校也很多。 我们一定要记住,在自己前进的同时别人也在前进,要赶上他们就一定要前进得更快,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首先,在办学理念上要更新,要跨越。在管理体制上也要不断创新。一般来说,激烈的国际竞争取决于人才的竞争,所以,要加强教育、培养人才。其次,还有更深层次的竞争,就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竞争。大学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知识、人才,是在不断流动的,要流动到最有利于它们发挥最大效益的环境中去。我们现在努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一定要创造出相应的体制和环境,使他们能够真正地发挥出潜力。前些时候,我们调查了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老师的情况,他们还是觉得办事比较难,体制性约束太多。所以,在“跨越式”发展中,应该包括办学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的跨越。跨越就是突破原有的范式(paradigm),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一流大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 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世界眼光 没有世界的眼光,就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更谈不上如何建设了。我再就这个问题做些补充说明。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它必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一个深刻认识到学习的力量的民族。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能够突然崛起是非常令人惊异的。其实,在它崛起之前,文明的很多要素已经具备了,希腊文化的崛起主要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结果。美国和德国的跨越发展也是善于学习的结果。 因此,我们要善于冷静思考,吸收一切世界先进文化成果,以及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优秀经验。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时,美国人都去德国留学,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蔡元培先生能够在北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原因之一是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国际理解。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当了两年多教授,回到美国后,他著文把北大的蔡元培和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的校长作比较。杜威说,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蔡元培比不上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校长;从教育上讲,牛津剑桥的校长比不上蔡元培,因为后者改造了一个大学,使得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4] 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办大学的国际视野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解放思想,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竖起我们中国大学的旗帜,就需要有世界的眼光、视野和魄力。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参考文献: [1] [德]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 [Z]. [3]朱邦芬. 黄昆——声学物理第一人[J]. 中华读书报,2003-03-26,(20). [4]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 ================================== [1] 转引自美国国际教育协会主席Allan E. Goodman 2002年11月18日给作者的信。 [2] 参见1986年美国Academy of Engineering给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 [3] 该书另有中文译本。参见[美]S·鲍尔斯,H·金蒂斯. 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M].王佩雄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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