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党建主要教训

（五十四）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苏共领导集团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苏共生于斯、盛于斯、衰于斯、败于斯。这就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

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来说，在党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上，苏共垮台地位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教训。这就是：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阉割共产主义的目标；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用片面的、孤立的发展代替全面的、综合的发展；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形成脱离人民和党内大多数的、由极少数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

（五十五）第一个教训，是改变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起，苏共已经声称，它不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是“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以这样一种自吹自擂走上脱离绝大多数人的不归之路，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这里在似是而非中玩弄了一个语法游戏。难道能够说共产党不是人民的先锋队、不代表全体人民吗？当然不能。但是问题在于，这里有一种因果关系：共产党因为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所以才是人民的先锋队、才代表全体人民。如果舍弃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关键性环节，抹煞这里的因果关系，所谓党是人民先锋队、代表全体人民也就无法成立。我们已经论及党的先进性和群众性问题，指出党的先进性来自群众性、越是先进的才越是群众的。怎么能够设想，党可以离开自己阶级的先进性，而代表一般的“人民”呢？

（五十六）围绕取消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苏共官方舆论和西方主流舆论沆瀣一气、颇为合拍，理由也越讲越无所顾忌。大体是：苏联已经没有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只有“全体人民”了；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科技了；在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数减少了，阶级矛盾缓和了，甚至只有阶层而没有阶级了。——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必要谈论工人阶级先锋队呢？

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写道，苏共领导集团内部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辩论由来已久，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总是含蓄地采取行动以削弱这一理论，而改革政策的推进隐含在“新思维”的模糊不清的词语中。1988年夏季，辩论走向公开化。谢瓦尔德纳泽在刊于《真理报》的一篇讲话中说，“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马特洛克兴奋得难以言表，“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面前。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对外政策实质的理论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弃。”他立即向谢瓦尔德纳泽通报，“我已把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作为一个可喜的迹象向华府作了汇报。”[xxvii]

（五十七）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发生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样的问题，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极大。

苏共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比如三十年代的肃反。比如克格勃，本来是对付敌人的，却被用来监视、压制和惩治人民。不区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一味夸大阶级矛盾，一味用处理敌对阶级间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本来不属于这样性质的社会矛盾，自我伤害，徒然树敌，增加混乱，导致认识的简单化和一系列政策错误。这些错误没有直接酿成党的下台和国家解体，但是当时已经严重地败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名声，至今还成为西方把共产党宣传得一无是处、面目狰狞的最常见的例证。

它的最严重的后果或许不在这种错误本身，而在从一个极端引发出另一个极端，成为另一个更大和更具危害性的错误产生、膨胀的前提。这就是苏共抹煞阶级、阶级斗争的错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同样是不区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但是却一味拒绝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社会矛盾，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阶级斗争仍然是我们时代历史的直接动力和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它既在西方国内阶级斗争的事实面前闭上眼睛，又在西方每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征剿、封锁、围堵、制裁、瓦解、攻击面前闭上眼睛，在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压迫和剥削面前闭上眼睛。在苏联国内，它先是以已经消灭剥削阶级夸大自己的成就，然后是听任甚至放纵实际存在的新资产阶级的活动，直到党的领导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最高代表和国外资产阶级的随从，最后撕下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在自己党和祖国的葬礼上获取新的加冕。

在一些枝节的问题上还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激烈和严酷，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怎样地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特别是有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摆在世界面前，应该说，已经不再成为需要争论的问题了。

（五十八）不仅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而且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不能设想，一个不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党，还能算作是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认识社会、判明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寻找解放之路的锐利武器。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前如此，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仍然如此。在国内问题上如此，在国际问题上仍然如此。在人类社会尚未发展到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阶段之前，这个武器不能丢弃。

在西方加紧推行自己的全球化，用亚洲人民的血汗钱、非洲儿童的尸骨、拉美的金融动荡构筑统治世界的大厦的时候，在维护人民权利的正义声音几乎被从世界主要媒体扫荡殆尽的时候，在共产党人被强制地封上嘴巴和纷纷遭到解雇、监视、拘禁、关押、枪杀的时候，关于世界除了爱和甜蜜之外再无其他的宣传是一种麻痹和欺骗，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陈旧过时的宣传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现代版。

党的任务不是搬弄马克思主义的现成词句，不是教条式地用敌对阶级两军对垒、格斗厮杀作为阶级斗争的唯一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当前仍然存在，而是对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中的阶级、阶级斗争状况进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分析，由此确定并经常变化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但是历史再一次以异常沉痛的教训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名言：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前进。

（五十九）苏共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自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先锋队”，仿佛基础和拥护者的队伍在扩大。然而事实上，它却因此不再代表工人阶级，更说不上代表全体人民，而是仅仅代表国内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

苏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活动的时代，正是苏联人民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共同建设和保卫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时代，也是苏联人民空前团结的时代。苏共作为所谓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先锋队”活动的时代，却成为苏联日渐混乱、衰败和国内人民分裂的时代。

1989年前后，苏联有过一个“苏联共产党代表谁”的调查，认为党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官员的占85%。到党下台、国家解体以后，1996年又有另一个调查：来自原先苏联党政官员中的人，在总统周围居有官位的占75%，在各政党领袖中占57.1%，在地方精英中占82.3%，在政府中占74.3%，在经济界占61%。[xxviii]

（六十）取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一个直接后果，是逐渐形成了网罗野心家、腐败分子和其他社会糟粕的党的领导集团。

在党执政的条件下，由于党的光荣历史和社会威望，有报国志向的优秀人物汇聚于党内，怀着强烈个人欲望的人们也会挤进党内。最好的人在党内，最坏的人也在党内。党越是横向发展党员质量也越低，党越是淡化、忘记和背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前者越是受到排挤，后者越是如鱼得水、飞黄腾达。

于是出现两种共产党员。

一种是真共产党员，在认识问题和社会实践中，在交往和道德中，在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中和取得政权以后的日常工作中，都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的准则。

另一种是假共产党员。浸透个人发财升官的欲望，本来同共产党的宗旨风马牛不相及，尽可以相信别的什么主义、加入别的什么组织。当共产党员意味着艰难、代价、付出和献身甚至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无影无踪。当共产党员意味着收入丰厚、职位升迁的时候，他们指天誓日地表示效忠，甚至践踏朋友和同志的政治生命加官进爵。当反对和背叛共产党意味着收入丰厚、职位升迁的时候，他们又纷纷向党泼污水，以至于出卖和辱骂党、攻击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作为邀功请赏的筹码了。

中国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有《朋党论》，说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以利为朋，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这里的道、道义、忠信、名节，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党的政治属性，就是党的宗旨、理想、信念和纪律。这里的利，不是天下苍生的大利，而是小人的私欲、私利。

鲁迅先生讲到一种东倒西歪、无论左右而不变其激烈的“翻着筋斗”的革命家。革命高潮时候他们故作激烈，“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情，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得死”。然而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革命低潮时候便退伍、落荒、颓废、叛变，以至激烈到拿朋友的头作进见礼。

欧阳修说的“小人”和鲁迅说的那种“翻着筋斗”的革命家，就是假共产党员的生动画像。

在党内工人阶级英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这种“小人”总是遭到清除。但是党的高歌凯旋和取得较长时间执政地位，却使“小人”很容易进入党内或躲过清除。他们一批一批地滋生，政治的和道义的堕落一代胜过一代。首先是私欲的低级形态的演出，比如在生活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追求享受和特权，比如为着维护和扩大缺乏群众基础的权利而在作风上崇尚形式主义、虚浮夸饰、风头主义、小道取容，竭力使党的机构官僚化、衙门化。后来发展为以权谋私、媚上剥下、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直到草菅人命、欺压百姓、侵吞公产、卖党卖国，自觉地对内屈服于国内资产阶级，对外屈服于国际资产阶级，完全置国家兴败、民族盛衰、人民死活于不顾。

当“小人”由个别而群体、由下层而上层、由权力较小到权力扩大、由外围而核心，占据党的相当一些重要岗位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利用党的现成的组织系统和纪律约束，通过媒体、宣传、教育以至于组织手段，在党内和全社会，妖魔化党的历史、党的缔造者的辉煌业绩和老一代革命家用鲜血凝铸的光荣传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如此，党亦如此。待到党已经无力抵制他们、面对他们瘟疫一般毒化党、污染社会而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完全有力量用各种借口一批一批地把忠诚的共产党员从各级领导岗位撤换下来，几至完全拒绝、压制和窒息人民的声音，把本来清晰的真理越搞越糊涂，把党和社会拖入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混沌，甚至以非为是、以黑为白的谬误的泥坑。

这时候的党，党员对损害党、损害人民的现象或者敢怒而不敢言，或者认识糊涂、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在上层，理想、信念、纪律徒有虚名，不过是维持门面、欺骗群众的标签，或者排除异己、扩大权利的口实。理想、信念、纪律和与此内在联系着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仅仅作为一种惯性的力量，在一些普通党员中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但是已如凤毛麟角，充其量仅具宣传价值了。一直闹得“金吾皆乳臭，庙堂尽奸佞”，党就变为各怀鬼胎谋取私利者的乌合之众了。

苏共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去精华而取糟粕，在糟粕中选择糟粕，其代表人物渐次集中于党的领导机构直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他们以党的组织名义瓦解、削弱党，破坏党在长期奋斗中建立的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们在党内和人民中高度孤立，生活在藐视、嘲弄、愤怒和唾骂中。但是党却被弄得唯有坐以待毙，直到使有近一个世纪辉煌历史和近2000万党员的伟大的苏共顷刻瓦解，使一向在文字和口头上标榜的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成为笑话。

放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放弃由此决定的党的先进性，开启了灾难的入口。接纳党员，不可避免地鱼龙混杂。随着代谢分解机能渐次衰退，闹得遍地贪官污吏、下流政客。这些人鸡犬升天、权势膨胀，于是忠良遭到贬斥，百职为之寒心，党的优良传统由变为空谈而遭到冷落和委弃于地、任人践踏。待到异己力量控制他们的中央，就必然导致全局糜烂、不可收拾。在走向共产主义的漫长行程中，起伏、挫折、失败、倒退不可避免。无论是“拉出去”、“打进来”，无论是思想的、政治的、组织的，党内存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者甚至党的敌人，这些人取得某些权利，并不足怪。问题在于，苏共先是吸收越来越多这类货色混入党内而听之任之、无所措手足，越是使他们成为上层腐败的基础，上层腐败越是转而培养、扩充、深化这种基础，人民的权力也越是由于脱离人民而转化为反对人民的权力，最后闹得局面糜烂、不可收拾。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因为背离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而如此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闹到自杀了事，这真是历史上少见的残酷的讽刺。

（六十一）第二个教训，是苏共阉割了共产主义的目标。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有自己科学界定的严肃而沉甸甸的话题。

198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其对共产主义问题的完整、科学和富有时代感的论述，得到许多国家兄弟党的关注和赞赏。

大会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我国的完全实现，还需要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我们党内和党外的那么多英雄模范，那么多为了革命理想而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的人，指导他们行动的难道不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吗？“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共产主义理想曾经鼓舞和指引苏联共产党人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曾经激发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当赫鲁晓夫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不过是一盘土豆烧牛肉、扬言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人民看到是无聊和俗不可耐。当戈尔巴乔夫引进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以此取代共产主义作为国家发展模式的时候，人民看到的是目标的虚妄，是党的怯懦和背叛，是他把共产党弄得一钱不值。

（六十二）第三个教训，是苏共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团结人民群众的思想的、理论的旗帜。苏共从斯大林后期起，出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从赫鲁晓夫时代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盖上“官方”的印章、附属于党的领导集团的私利，一方面被作为当局执政合法性和成就的装点物，起着谋取个人权位和利益的工具的作用，一方面被作为当局根据自己需要任意取舍揉搓的“诠释学”。洋洋洒洒的论文，厚如砖块的著作，摆满书架、充溢着教学和研究单位，但是同人民群众的实践脱离，越来越失去活力。

然而这又成为苏共内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势力孳生繁衍的前提。起初是教条化；接着是沿着反对教条化的道路，走到曲解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人格侮辱以及对整个学说的一笔抹煞。苏共曾经先后出现两种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大员：先是颇多教条主义，主要本领是在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的世界里符咒一般诵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后是成为戈尔巴乔夫埋葬苏共主要助手的雅科夫列夫。此人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而且按照苏共后期几位领导人的披露的材料，已经被美国情报机构所收买。这类人物最初拿出的，是马克思、列宁的只言片语和经过他们肆行歪曲的杂拌，后来就只剩下编造这些巨人有多少情妇或者杀了多少人的谣言的才华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脱离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而成为“官方”的私有物，就不能不丧失自己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品格。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的理论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在当局已经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禁锢于书斋和课堂、仅仅作为当局权力的遮羞布的情况下，在当局一方面纵容色情、暴力、下流、庸俗和对反共思潮表示少有的宽容，惟独对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挥舞砍刀的情况下，在当局在关于爱、关于甜蜜的小夜曲的伴奏中同国内外资产阶级蜜月共度、向人民的利益进攻的情况下，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没有合法存身的余地，倒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大行其道了。

这里人们看到的，也许还有马克思、列宁的肖像和名字，也许还有来自马克思、列宁的引文，但是已经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抛弃这样的党，真是天公地道。

（六十三）第四个教训，是逐渐用片面的、孤立的发展代替全面的、综合的发展。

在生产力问题上，有两段话，对于认识苏共的这一错误具有直接的意义。

一段见于马克思关于英国和殖民地印度关系的论述：英国带来的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产生现代工业，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xxix]

另一段见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当中国在197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以及发展良好的医疗保健体系，而且不存在土地拥有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常见于发展中世界，而且在中国土地改革以前也存在）。”“远在实行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就一直是在当代世界——特别是通过教育扩展、医疗保健体系转变和土地改革上的重大进步——促进社会变革的一个先行者。”[xxx]

越到后来，苏共越是绝对化到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经济增长，直到用一堆经济数字和百分比，甚至用一堆折合为美元的总量与平均数，代替社会发展的全部。这就使把社会发展庸俗化的错误进一步加深，在更浅薄的意义上又一次庸俗化了。

（六十四）生产力具有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但是首先，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如果说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的话，那么，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正是革命阶级本身。其次，不存在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本身不构成自己发展的目的。再次，生产力的发展既不是脱离生产关系的过程，也不是脱离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的过程。最后，生产力处于基础地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全面的、综合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某个时期有灿烂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数字，但是存在于总量和人均数字背后的，是国家与民族的附庸地位，是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两极分化，是绝大多数人的失业与贫困、被剥夺接受教育与享有科技成就的权利，是信念迷失、丑恶横行、正义贬值、道德沦丧与自然生态的破坏，它的发展成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打折扣，甚至成为一种反发展，就不能不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是顺应少数人的发财欲望和填满他们的钱袋，而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不是削弱人民的权利和降低人民的地位，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再生产和壮大革命阶级本身的过程，不是引导人民在眼前的某些物质利益面前停下脚步，而是使人民在政治上、精神上、文化上、道德上继续前进、不断提高行使社会主人翁权利的能力和历史创造力的过程。

事实证明，这不仅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开创出一种社会全面解放、全面进步，用全面的发展代替片面的发展的道路。这是一种以绝大多数人为中心，绝大多数人参与和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使绝大多数人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以及物质匮乏、精神愚昧、道德低下、文化落后中解放出来和普遍提高，绝大多数人掌握自己的命运、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道路。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道路。如果不能确定这样一种方向、不能沿着这样一种方向不倦地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那种所谓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六十五）在人类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苏联完全有资格被认为是落后国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的范例。苏联在发展生产力以及发展教育、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已经在人类历史确立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对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所以获得存在而且注定前景广阔的历史根据，正在于它体现了这种全面的、综合的发展和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光荣，也是第三世界发展的光荣。

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苏共主要地甚或仅仅以发展生产力、物质财富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作为同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的尺度，作为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唯一标杆。这是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的、综合的发展和进步的一种可悲的倒退。有一段时间，经济在增长，但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没有相应的提高，人民的权利受到党内特权利益集团的侵蚀，而且越到后来，经济本身也越加处于停滞状态。这就势必走到贬低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贬低苏联人民自己的创造性经验的荒唐地步，使国家再度陷入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片面性和可怕波折，取消自己的优势而以自己的劣势同资本主义的优势相比较，永远地落在后面。它当然不能不导致人民的不满。

（六十六）第五个教训，是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形成脱离人民和党内大多数的、由极少数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

苏共从建党起即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创造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今天的共产党人，在考虑党内民主问题的时候，不妨回顾一下列宁的时代。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那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共77个月。党由地下斗争到公开状态，由在野到联合多党执政再到党成为唯一执政党，经历了对外的战争和国内战争、经济崩溃和饥荒，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和牺牲。党只有保持高度的团结和统一，才可能战胜困难。列宁强调，客观形势和党的任务要求党的各级组织“绝对必须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要求“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里是说必须“执行”中央指示和代表大会决议。但是就这些指示和决议的形成而言，就党内同志的关系而言，列宁在同样的意义上强调的是充分的民主。（1）全国或者地方的代表大会可以有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供比较和选择，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2）禁止具有特殊政纲和集团纪律的、闹独立的派别活动，允许党员、各级组织在适当场合提出自己的意见，鼓励对党的缺点的批评；（3）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4）在领导集体内部，可以同列宁争论，他们是同志和战友，而不允许出现帝王和谄臣、佞臣之间那种关系；（5）提倡报刊经常地、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6）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尚未做出决定的时候，可以否定最高领导人的提案；（7）和反对自己的同志合作共事；（8）可以在各种会议上质询、递条子、提问题；（9）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与党的领导人辩论；（10）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专门委员会，检查党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11）由党的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同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12）中央监察委员会有一定数量委员必须出席中央政治局每次会议，应该不顾情面，“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业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这些方面的规定和经验，当然不能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党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创造性，没有理由在那里终结。但是苏共战胜了建国初期的巨大困难，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站住了，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确立下来了，就是这些规定和经验的正确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明。这些规定和经验，贯穿其中的主要原则，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时代，不仅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加以健全和完善，而是或者被忘记，或者形同虚设，乃至全面地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完全由极少数人所垄断，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不允许讨论和批评，等等），那个党也就在走向寿终正寝了。

（六十七）党内民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是基于人民民主的民主，是党通过自己的基础组织和党员，广泛吸取人民智慧、概括人民意见、集纳人民意志的民主。另一方面，这是基于全体党员平等权利、凝聚党员共产主义积极性、由党的严格纪律所内在地维系的民主。这两个方面互为因果、损荣与共、相互联系和渗透。党内民主属于人民民主，服务于人民民主，又是人民民主的集中形态。

在为取得政权而斗争的年代，党、党的某个组织和党员个人，其正确或是错误，总是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总是一方面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一方面直接暴露在人民的面前。由于复杂的斗争环境和秘密的、相对分散的状态，在全局上，很难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很难依靠高度集中的指挥系统贯彻自己的意旨，更多情况下只能实现路线的政策的领导。这就为各级党组织甚至党员个人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吸取来自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发挥创造性，提供了较大空间，也使得全局性错误的风险和后果多少分散化了。

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共产党成为国家的执政党，提出了党在新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和加强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完善自己组织制度的任务。列宁逝世以后，苏共既没有尖锐而明确地提出、更没有有效地实现这个任务。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越来越沦为仅仅称得上是一种惯性力量，也因此而越来越不再能够从现实中得到无尽的营养，而被代际继替所中断。于是逐渐形成与高度集中、等级制度并存的官僚体制，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内外政策越来越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对全民资产的支配权越来越转向所有权。党和国家机构成为本来意义上的“衙门”。处于上层极少数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党和国家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只能承担看来没有思想性的文牍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程序性任务，而且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循规蹈矩才可以有晋升的机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徒有其名。党内大多数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事实上被剥夺就重大问题参与决策、进行监督甚至发言的权利。

共产党总是需要正确地处理两种关系。一个是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关系。一个是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国内外大多数的关系。由掌握全民资产的支配权向掌握所有权转移的过程，是一个政策转换的过程，也是一个上层极少数思想、心理、价值观、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资产阶级化的过程。离开人民越远，离开资产阶级就越近。同样，离开资产阶级越近，离开人民也就越远。脱离自己的人民而屈服于国内资产阶级，脱离世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而屈服于国际资产阶级，党和国家的性质改变，成为同一的过程。

完全不能设想，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可以没有人民的充分的民主权利，可以在没有人民充分民主权利的情况下存在党内民主。党要求自己的党员联系群众，有远见卓识、献身精神、严格求实、忠诚正直。拥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党员，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党才能够形成正确的决策和统一的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在同样的意义上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全局性的决策，只能由全党做出。党的地方和部门组织的决策，只能由参加该地方、该部门党的工作的全体党员做出。在党的基本属性的范围内，党的纪律、生机和凝聚力的基础是，决策成为党员个人智慧、创造性的结晶和升华。一个不能保证党员个人权利，不能保证实现党员民主选择得到实现的党，是没有前途的。

党的领导机构是执行党的决策的指挥部和组织者。领导机构内部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选举不是保险箱。即使是公正的选举，也不能保证一定选举出优秀的、称职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但是选举的民主基础、选举程序的民主性，一般地总是同选举结果的正确性呈正比，在多数情况下，远比个别人的暗箱操作和单纯的行政任命可靠。

在民主程序的范围内，七嘴八舌、议论风生、个人创造性，和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严格的纪律，同样都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没有前者，党只能存在虚假的、不堪一击的团结。没有后者，党将不配成为革命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司令部而只能沦为聊天室和空谈俱乐部。

（六十八）党的民主集中制承担着两个重大任务，即选优和纠错。

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是选择优秀的、称职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使党履行历史的责任，无负工人阶级和人民的重托，无负党员的希望的组织保证。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应该是发现选择错误及党的其他错误的时候，及时地、有效地纠正错误的组织保证。党需要选优机制，也需要纠错机制。所谓纠错机制，就是排泄废物和毒素的机制。实现这两项任务，成功地发挥两种机制的作用，都要求有坚实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基础。

选优和纠错，最根本的标准在于，是不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某项政策可能符合其所以形成的程序，但是实践证明危害着群众的利益，那就应该得到纠正。党的某个干部可能因为符合上级机关、上级领导人的口味而得到提升，但是群众对他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态度，那就应该撤消对他的提升。

民主集中制保证着党内的平等和公正。党内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需要一种制度，使得各种意见取得平等争论的地位，使得正确的意见能够采用民主的方法产生、完善和进入决策，使得错误的意见能够在民主讨论中得到纠正，使得党的团结保持原则性和广泛性。只有这样，党才能永远不沾染欺上瞒下、见风使舵、阿谀谄媚、吹牛拍马、排斥异己的剥削阶级政客作风，使得正义得到支持、庸俗得到遏制、腐败得到清除。

（六十九）民主集中制成为苏共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既发生滥用民主、破坏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错误，又发生滥用集中、破坏党的民主和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的错误。戈尔巴乔夫成为集两方面错误于一身的代表人物。苏共曾经有过打击正确意见的错误。这种错误应该纠正。但是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不是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用共产党人解决党内矛盾的正常办法，而是用丑化党、分裂党的办法“纠正”这种错误，居心已经不良，举措步步荒唐，就不可避免地养痈遗患、走上毁灭党的道路了。

苏共没有阻止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物在党内上升和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没有及时识破他们的真正面目和采取果断步骤把他们清除出去，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背叛已经不是隐秘的而是公开的、不是口头的而是在事实上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党内外也已经有许多同志对他进行坚决揭露的时候，他们的已经蜕化的组织制度几至没有发挥出任何有益的作用。苏共从走向衰退到被解散的事实说明，就选优和纠错这两个方面而言，它的组织制度都存在致命的弊端。

（七十）总结苏共党建方面的教训，应当特别提到两部著作。

一是日本作者的《苏联解体之谜》[xxxi]，认为国家解体之谜在党，党解体之谜在领导集团，“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家能够成为苏共领导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历史之谜”。

文章认为，党领导国家政权，但是如果党成为与国家组织一体化的行政组织，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党员不是根据理想、信念入党，而是为了取得在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谋取优厚待遇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入党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的腐蚀，党员的心理已经近似日本公务员的心理。所以使党员捍卫党或燃起党员的使命感起而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极小。苏共官僚们最关心的既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保持既得利益。即使要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为了维护党政官僚的利益。”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是“顺应主义者”，即随机应变、随波逐流、随风转舵，“当改革政策成为当局的正式路线时，所有党员都在顺应领导层的意识形态路线和政策的改变”。事实上最热衷于资本主义化的正是党政官僚。“1987年以来逐渐实行了国有财产私有化、国营企业私营化政策。在市场化政策实施过程中，与新企业家或黑社会结成一团热衷于私有化的，是颇谙其中诀窍的党政官僚们。他们利用固有的特权、有利的社会地位以及裙带关系，首先把国有财产攫为己有，办起有利可图的企业。”

另一部著作，是我们已经涉及到的美国大卫·科兹教授和新闻记者弗雷德·威尔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该书作者写于1996年的英文版序指出，“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所以应该把苏联体制的终结理解为“来自上层的革命”。该书中文译者后记也说，两位美国作者对苏联解体持一种在西方世界里颇为独特的看法，这就是，“最根本的，是上层利益选择的结果：党和国家精英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人觉得资本主义更有吸引力，更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经济的、政治的、地位的等，因此放弃了原来就不太坚定的理想，加入到分割国家财产、抢夺社会政治地位的亲资本主义大潮当中。”

解体过程中和解体以后十多年来的历史，仿佛有意地在为两位西方作者的论点作注解。

那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提高反而陷入困境，一批共产党高层官员却随着党的下台而官运财运并驾亨通。他们纷纷脱帽加冕——脱下共产党的帽，加上诸如总统、总理、部长、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冕。俄罗斯一家报纸载文，说这些人在独联体各共和国“看准了政治行情”，拼命攫取金钱和权利，政治投机，铜臭熏心，良心扭曲，成为“政坛蛀虫”。[xxxii]苏共原政治局委员叶利钦带头退党，转瞬之间变成俄罗斯总统。党和国家的许多上层人物，依背叛社会主义和拥戴资本主义的程度而在新政权中荣升到相应的位置，或者同时成为银行家和大富翁。对于他们来说，过去已经引起群众愤恨的某些特权、处于非法状态的贪污受贿行为，今天合法化了，可以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变本加厉了。最后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基扬诺夫说，过去群众对政治局委员使用国家特别分配的别墅有意见，但是和今天部长们的别墅相比，那简直就是茅草屋。

苏联的“改革”，真是地地道道的“革革命的命”——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命，革社会主义的命，革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命，革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命。结果，改革改出了历史的巨大倒退，改出了重新革命的对象和必然性。这种对于同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同无数先烈鲜血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业的践踏越是残酷无情，也越是成为新的列宁和斯大林再生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