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在继续探索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如何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贬损农村集体经济的倾向。它影响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效果。要以农业为基础，就必须给农村集体经济以充分重视，这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一、贬损农村集体经济倾向的表现
 
　　贬损农村集体经济的倾向，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一是在认为集体经济就是合作经济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否定合作经济，自然也就否定集体经济。二是把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开，容忍合作经济，贬损集体经济。三是不是一般性地贬损集体经济，而是专注于贬损改革后在我国农村新形成的社区合作经济，否定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营层次。
 
　　贬损倾向的论据，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具有较大迷惑作用的是：（1）认为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低，所以不需要合作社或集体经济组织；（2）认为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点使它适宜于分散经营；（3）说农民怕合作，患有“恐合症”；（4）把集体经济等同于“财产归大堆”、“重吃大锅饭”、“重搞政社不分”；（5）认为强调集体经济将会损害甚至否定农村体制改革的成果。

　　以生产力水平低和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的特点，来否定合作社或集体经济的必要性，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在近现代条件下，即使在以手工劳动为主或工场手工业阶段上，合作社对于劳动者也都有自己的用场。而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点，也不足以否定农业对于合作社的需求。至于说农民患有“恐合症”，则是缺乏分析的武断之词。实际上，农民对于合作服务、合作开发、合作积累、合作保障的需求，都是十分强烈的。例如，1995年在全国25省区的“百县百村”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74％的村干部和农民认为有必要建立健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所以对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有强烈的需求，说到底，是因为这关系着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全面发展。
 
　　把集体经济等同于“财产归大堆”等一类论据，具有突出的恐吓效果，因为它很容易使人想起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弊端。其实这种“归大堆”、“大锅饭”等错误做法早已纠正。经过1978年以来的改革，我国农村在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集体经济在新的条件下的又一种实现形式。实现形式的这种变化，是进步，是改革，意义重大。
但是社区合作经济的集体经济属性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变，所以我们仍然坚持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当然这是指在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新的实现形式意义上的集体经济，这同回到旧体制去完全是两回事。硬要把集体经济不加分析地归结为过去的公社体制，说成是“要搞旧体制的复归”，表明了贬损论者对农村改革的设想就是要改掉集体经济，而不把改革看作是要为集体经济寻求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有活力的实现形式，看作是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

　　在弄清楚以上的问题之后，就不难明白，重视集体经济建设，恰恰是巩固和发展农村体制改革成果的不能回避的任务。因为只有加强集体经济的建设，才能保证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有效运行，才能不断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使它更好地发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功能。
 
　　人们知道，在我国，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简称。它包括城乡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或者合作社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则是指农业以至农村中的各种合作社经济。这些基本概念，都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的。上述贬损农村集体经济的几种观点，都偏离了《宪法》的有关规定。
 
　　更大的问题在于，贬损农村集体经济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同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情景非常难以适应。
 
　　从实践看，改革以来的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区分为“全指”和“特指”两种类型。全指，包括农村中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诸如农村社区合作经济、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经济、正在改革的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经济等。特指，只包含农村社区合作经济。它是在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上，引入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形成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新体制的合作经济。这种合作经济的类别名称，先是叫作地区性（或地域性）合作经济组织，后来改称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则将其称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
 
　　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专业化、社会化程度的快速发展，适应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一大批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据统计，到1994年底，此类组织全国已有148.4万个，涉及农村各业的生产经营、加工销售、技术服务、资金融通等广泛的产业领域。但是，在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混乱思想状态的影响下，此类组织中的绝大多数都很不规范。其运行中的问题很多，难以肩负其应当肩负的合作制任务。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历程，但距离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十几年来少有进展，目前仍处于起步的探寻阶段。
 
　　到1994年底，全国农村已设置社区性农业集体经济组织218万个，其中以原生产大队为单位设置的有67万个（涉及原生产队370万个）；以原生产队为单位设置的有151万个。两者合计涉及原生产队521万个，占统计队（或村民小组）数534万个的97.6％。单从统计数字看，我国农村的社区合作组织，即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全国农村已有很高的覆盖度。可是事实上，正是此类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受到混乱思想的干扰最为严重。

　　二、对乡村集体经济重视不够的现实后果

　　毫无疑问，乡村集体经济现行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良好的制度功能。它否定了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旧体制，却又不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它在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基础上，赋予农户以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为农户提供服务，从而能够保证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顺利运行。它能够调动集体和农户两种积极性，扩大农业的外延范围，发展多种经营，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它能够运用集体的合力和统筹协调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推动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它能够发挥组织资源开发和协调资源利用的功能，兴办乡村集体企业，带动当地多种成分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和保证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它能够以组织农民、服务农民、灵活采用各种经营形式、实现劳动者自助功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合作制原则和实效，对正在蓬勃兴起的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建设，在内外部关系的设置和运行规则上，起到依托作用、中介作用和参照作用。
 
　　虽然国家在乡村基层经济组织方面的农村改革试验，已取得重要成果。可是，已有的努力，同现实需求远远不相适应，并且由于不断受到“贬损论”的影响，对待乡村集体经济的建设，一直存在着重视不够的现象。
 
　　重视不够，突出地表现在许多地方没有把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问题，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在对农业有所忽视的情况下，几乎不再提起乡村集体经济的建设问题；而在意识到农业发展滞后，因而对农业比较重视的情况下，也依然没有把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作为重要对策。党中央关于乡村集体经济的总体方针和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但它的贯彻落实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漠视。负责指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有关职能部门，多数都在努力工作，但他们在当地工作大环境的制约下，往往是势单力薄，只能忙于应付实际问题，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推动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完善方面所开展的工作，也往往是事倍功半，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由于没有把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有的地方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双层经营体制的建设一直处于自流、半自流状态。在建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上，不少地方只是“起个名字，挂个牌子”，流于形式，不起作用。在这种状态下，出现了许多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问题，其集中表现有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财产严重流失。包括三种类型：（1）管理流失。由于集体财产管理混乱，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违纪支取、超支拖欠，严重侵蚀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败坏集体经济的声誉。仅1994年全国农村有15％的集体经济组织在财产管理上有违纪、浪费行为，其金额达28.8亿元。（2）体制转换流失。大的流失有两次：一次是在1981年前后普及包产到户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再现分光、毁坏和浪费集体财产的现象。据估算，当时全国下放到户的集体财产约贬值40％，并且有相当部分折价款和欠款没有收回。一次是1992年以来实行的产权制度改革，集体财产通过低价投股、经营者配股、职工无偿占股和低价拍卖等方式，形成财产流失。（3）平调流失。一些地方或部门，无偿平调乡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资金和物资。有的将集体企业升级为全民企业。有的将集体的土地无偿地划作开发区或工业小区。有的把以集体投资、投工兴办的共有基础设施划为国有财产。还有克扣、挪用国家或部门的农业投资，把兴办农村有关事业的费用转嫁给乡村集体负担。
 
　　二是双层经营体制的运行出现大量矛盾和纠纷。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关系方面，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每年数以百万起计，发生率很高。各类服务实体的出现和产业领域的拓展，使承包合同关系日趋复杂多样，而由于承包、发包主体不够确定，合同内容和方式不够规范，致使难以履行，难以监督管理，又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纠纷。集体经济的民主管理，不少地方已多年不再提及。在外部关系方面，党、政、村、社、企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清晰状态，或者是处于“原则上有说法，事实上理不清”的状态。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办的服务机构、国有企业等外部组织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无序状况。合作社特别是社区合作社同当地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其他混合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合作社在农民进入市场过程中的协调和监督地位尚未有效确立。
 
　　三是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和干部对农村集体经济的预期模糊。农村合作社特别是社区合作社还提不提，要不要，应当怎样设立，怎样运行，如何深化改革，如何发展等等，许多农民搞不清楚，有关干部往往也搞不清楚。领导机关文件上没有的，自然是“说不清”；文件上写了的，基于理论上的混乱状态，也往往认为“怕是还得走着瞧”。拿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来说，无论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十五年，还是再延长三十年，作为给予农民一种长期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信号是必要的。但是，作为对指导土地承包关系的具体操作原则却不够清楚。因为实际上随着农户人口的自然增减和从业结构的变动，土地承包关系在规定期限内一成不变是做不到的。这种情形，加上对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的规定理解不一，对作为土地所有者代表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莫衷一是，这就必然导致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对承包土地的管理和调整上，感到十分为难。近一个时期，基层在延长土地承包期方面反应微弱，这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