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用外文的还是中文的？用翻译的还是中国土生土写的？深奥一点的还是通俗易懂一点的？更理论化的还是易操作的？

　　这些问题随着教育部提倡全国高校使用外版教材的一纸号令，让选择者们更加茫然一头雾水。随便在几个北京的大学，找一些相同专业的学生问问他们用的教材，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那么选择教材有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标准呢？洋教材一定比国内教材好吗？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夏业良老师。夏老师曾经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管理学院进修过课程，也在国内的复旦大学拿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北大为双学位学生讲授经济学课程，可以说对国内国外的情况都有所了解。

　　“毋庸讳言，国外的教材质量普遍优于国内的，好教材也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材。至少在经济学科领域我是这么认为的。夏老师开门见山道。“国外经济学教材大都是一流学者写的，每次再版都会修改一部分内容。而国内的大家名人一般都不写教材，即使做过这样的事也是在成名之前，所以国内教材多出自二三流学者之手。”就笔者所知，北大经济管理类院系学生就常常使用授课老师自己编著的教材。纵然北大藏龙卧虎，但能称得上可以独当一面的经济学科带头人，恐怕也是屈指可数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目前国内很有影响的经济研究机构，由著名学者林毅夫担任主任，所聘请的老师都在国外深造过，其中不乏知名度颇高的经济学大家。现在中心不论是给本科生双学位开课还是给研究生开课都是用外文翻译教材。对于像经济学这样的前沿学科，中国从开始产生并研究到现在为止也不过二三十年，确实无法同西方国家长达数百年的研究历史相比。被奉为经济学圣经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在十八世纪就诞生了，至于那些经典教材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即使在西方也畅销至今。用夏老师的话说是：“在某一领域有了建树，别人自然会刮目相看，写的教材也自然在各个学校盛行了。”

　　国内高校普遍使用外版教材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一些学科比较细小和边缘的领域，国内的教材界还是一片空白。还拿经济学举例，像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中国很权威的学者就没有，更谈不上会被一致认同的著作了。要开这方面的课，只能“西水东调”了，否则授课无异于要为无米之炊。

　　对于使用国外教材的便利和周到，夏老师也深有感触。最近北大出版社委托他翻译的一本乔治·鲍加斯的《劳动经济学》。这本教材已经是第二版了。在作者的个人主页上可以查到对以前版本的错误更正和加入了最新的前沿动态，错误都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向作者和出版社指出后就得到了及时的反馈。而国内的教材多数是“出版了的书，泼出去的水”，很少有人想到这些后事。教辅的一应俱全，光盘、投影的配套设施的完备也确实让国外教材增色不少。不过夏老师认为，这些教辅可能会加大成本，从而对无经济收入的学生会造成负担，“但可以先在北大清华的一流学校推行，这些学生有较多的打工机会，也有必要接触更现代化的教材。”

　　外版教材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案例较多，而且很有时代气息，很有参与性。“可能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完善，也可能他们的观点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没有所谓的准确答案，对与错没有绝对标准，这也更容易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国内教材停留在理论阶段的似乎还占大多数。

　　那么是不是国内教材就一无是处呢？答案是NO。国内教材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特点，比如利用文化上的共鸣加入中国的案例，反而会让读者有亲切感和认同感。这方面国内最近也已经有了尝试，如平新乔先生的《微观经济十八讲》一经出版就受到好评。另一知名学者卢锋也准备写一本中国版的“经济学”。

　　外版教材也并非事事如意的，如果译者的水平不够高（不仅指外语水平，专业水平也同样重要），就会产生误导，所以选择外版教材时要特别注意译者。当然，影印版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好的出版社会有比较合格的保证。但据笔者所知，个别译者会找别人代译，再冠上自己的大名。而且，外版教材也会有某些质量不高的，对此夏老师的建议是选那些在权威学报上发表过一定数量文章的，自己有研究成果的作者，“这样的著作读起来才是原汁原味。”　　

　　面对洋教材如此强大的优势和如此猛烈的攻势，国内教材界是否已经触摸到这种危机感并动起手了呢？是否大家都在学《谁动了我的奶酪？》中能够及早地嗅出变化气息的嗅嗅，还有能够迅速开始行动的匆匆，而不要成为害怕变化而否认、拒绝变化最后只能导致事情更糟糕的哼哼，或者，至少也要像当看到变化会使事情变得更好时，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去适应变化的唧唧？中国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但等真正穷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再变，恐怕是等不来“柳暗花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