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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简化字和现代汉语
大宝·韦

  一  

  “文言和白话,实物是古已有之,名称却是近几十年来才流行的。”两者都是书面语,不同是“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张中行《文言与白话》)可见,同口语的亲疏远近是文言和白话最大的区别。  

  但事实上,文言同口语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只不过是所谓的口语标准不同而已。因为文言文是建立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口语则是以唐宋以来的北方话为基础的,今天大家使用的白话文,即现代汉语普通话书面语,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言文是合一的,我们现在觉得那些深奥莫测的古文典籍其实就是当时的白话著作。比如让人感到“佶屈聱牙”的《尚书》,其中的“诰体”大多便是当时记录下来的口语,《汉书·艺文志》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号令”就是“告示”,“其言立具”则说明是没有经过润色文饰、立刻写成的告示。再比如《诗经》,我们知道其中的“风”多为民歌,这也可以肯定有不少是口头直接创作的。而另一部《论语》,则更是孔子的一部语录,与口语的关系自不待言。  

  由于历史的变迁,书面文字原地不动,而人们日常交际的口语却必然要发生变化,所以大约从六朝起文言文便与口语有了明显的脱离迹象。可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语音的差异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不是什么迫在眉捷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同时也因为先秦两汉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而这部分作品又是汉文化的源头,所以后世历朝历代的文人们就自觉地坚持了一种仿古文创作,这等于是人为地加剧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了汉语长期的言文不一致。而恰恰是这种貌似背离了语言发展规律的创作行为,却造就了汉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绝的奇迹,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表达了汉文人在文化态度上的绝对自信。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符合人们口语交际习惯的口语作品,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开始,到敦煌变文、唐宋语录、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应该说每朝每代都曾产生过数量不少的白话作品,但它终究未能撼动文言文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只能散落在民间。  

  这一切,直至晚清才发生了逆转。其时外强凌辱,国运多舛,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前提的条件,也是汉文化日后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国人破天荒地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本来每个时代对历史的反思都是一种正常反应,也是传统文化发展进步所必需要走的一步。但把国家衰败的责任推卸在传统身上,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然后再把这一罪过连坐到文言文,就更是荒唐之举了。可是由于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亡国险境,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让国人最难接受的行为,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被斥为反动思想不得彰显,而代表爱国的激进主义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于是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是从改良文学的角度入物,其主旨却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就是来论证这个观点的。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用"三大主义"来呼应胡适的"八条主张"。这一前一后,可以说是真正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中国大地从此便没有了一个安静的时刻。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  

  可是当我们回首再重温这段历史时,却不难发现正是那些在白话文运动中的挥拳呐喊的领军人物们,其实恰恰是文言文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对文言应用的熟稔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熟识程度,都不是普通人可比的。他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点瑕疵显然不是件难事,同时他们身上的文言文功底也并未因为自己否定文言文的行为而消失贻尽,这反而使他们应用起白话文来更易如反掌。可是在白话文运动中,文言文的受益者们对文言文的种种好处非但只字不提,反而贬之为“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文言文就像瘟疫一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这些人却把自己装扮成尝百草的神农氏,在体验过文言的苦楚后,便告诫世人文言的毒负作用如何之大,完全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精神,如鲁迅便有“青年人不要读古书”之说。可是血气方刚世事未谙的年轻人又有多大的辨别能力,千万句苦口婆心的归劝怎么也抵不过一声“振臂高呼”的爱国口号,于是这种批判文言文的运动便有了“天下景从”之势。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因为这批人的存在,反而使得新文化运动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并未出现文化真空的现象,大家仍旧可以看到一大批学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及作家。面对此情此景,真不知是该暗自庆幸,还是无奈向隅。  

  二  

  汉字经历了与文言文不尽相同的命运:有过同样辉煌的过去,比如它同文言文一道创造了中华文明数千年不灭的奇迹;也有过同样不幸的经历,比如在二十世纪尽管逃过了被诛的厄运,却也遭受了刖、劓等酷刑,成了一种残疾文字。可是汉字毕竟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书写符号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与标志,它的遭境是每一个在汉文化下成长的人所不能回避的。  

  在中国远古还没有文字的时候,采取的是“结绳而治”的方法,大约是按照“事大,大结其绳;可小,小结其绳”和“结之多少,随物众寡”的原则来处理日常事务,但这种方法还是显得繁琐而不易辨识。后来有一位叫仓颉的人,据说是“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异也”而引发灵感,“初造书契”,由此可见,依类象形就是最初造字的原则。也就是说,在汉字初创之时,字的结构造形首先是同字所指的意义联系在一起,而非字的读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便于“目治”。尽管后来汉字也出现了“依声托物”的假借字和音义结合的形声字,但它并未像世界其他文字一样走上表音的道路,而是坚持了表意的功能。这个特性使得汉字成为世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古文字,也成为唯一可以脱离口语而存在的文字,即同一个汉字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发音(如方言),但意思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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