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强

　　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生来讲，十年的时间不可谓短。可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我的思绪却飘过了这漫长的一线……。十年，我忽然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个点上。

　　那时候的我在干什么呢？那时候的我像上海许许多多向澳洲语言学校付了学费、却因“六四”事件发生、澳洲政府暂时停发签证而变得心急火燎的中国人一样，有事没事地就去座落在乌鲁木齐路的澳洲驻沪领馆。说是去打听消息，但实际上却是拥在闹哄哄的人群中、在“同僚”们那乱糟糟的语言声中、无可奈何却又强作欢笑的嘻闹声中、去抚慰那焦虑的心情；去打发那难熬的日子。

　　去的次数多了，我也就熟悉了那几个活跃分子的脸来，比如一个总是穿着件黑色皮夹克骑着辆崭新摩托的五短三粗的胖子。他开始骑着那辆“突突突”叫的摩托来到领馆前时，摩托后驮着一个也是一身黑皮装的美色女子。他的摩托一停下，一些人就会习惯性地向他拥去。他喜欢自我暴露，吹牛皮侃山，喜欢讲自己。在他的话中，我知道了他缴费的学校和我一样，也是墨尔本的国际英语学校。由于他讲话时故意搞笑，周围的人总是被他引得哈哈哈的很开心。这种时候，那摩托后的女子，两只美目却是全无表情，完全是一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神色。

　　以后，他每次来，总是讲这么些笑话，人们听多了就开始厌烦。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炒冷饭”。后来他再来时，摩托后面就不见了那女子。

　　另有一活跃分子，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但却是一付饱经风霜的模样，他也是付钱给国际英语学校的。记得那次与他谈话时，他说，他先是办美国的，但遭拒签，护照被美领馆盖了个“4Y”的章,也就是说，他四年之内，无法再办去美国的签证。他一气之下，撕了那本护照，转过头来办澳洲。可是后来，我到墨尔本，在国际英语学校没见过他和“炒冷饭”，可见，他们最后都是被拒签了。

　　在澳领馆门前“闲混”的那段日子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当澳洲政府决定将那些已付了学费但年龄在35岁以上者的全部拒签、那些人到中年的弟兄们闻讯后那种呼天呛地的场景。

　　那天晚上，那些被相同的命运所抛弃的人们，群情激动地拥挤在澳洲领事馆门前，含泪大声喊道：“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其声悲切，令听者恻隐动容。是的，对于当时许许多多青年中国人来讲，出国就是意味着一切呀！为此，他们不惜倾家荡产、举债借贷，甘愿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一天，一个看上去才接近30岁的年轻人讲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话，他说，如果我被拒签了，我还要办出国，我要办到我50岁。只要我还走得动，我就要走出中国。”

　　以后，那些35岁以上的人组织起来，对澳领馆官员进行抗议与交涉。他们的主要“领导人”，瘦瘦的，一付很精明的样子，听说是在某个民主党派内工作的。当然，澳洲政府是决不会因为他们这些微弱的抗议声而改变自己业已决定了的政策的，所以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倒是我来墨尔本后不久，一次在南雅拉区的托拉克路上，竟意外地见到了这个主要“领导人”。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出来的，但在我的经验中，借着群体的力量、为自己在私下与对方搞交易，为自己谋私利，这样的“领袖”, 这样的“领导人”，在历次的群众运动中，早就是屡见不鲜的了。

　　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不惜一切走出国门的人，在饮尝了千辛万苦后，疲累苍老了的不仅仅是那张脸，那双手，还有那颗心。相反，那被我们绝然毅然辞别的大陆，十年内深入改革开放、翻天覆地，为多少有志之士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大好时机和广阔天地。“祸福相倚”，那些当年被澳洲政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也许正是今天中国改革大潮中的“弄潮者”和“幸运儿”。

　　记得三年前那次回中国，在飞机上，遇见了几个要从悉尼下机的从中国来澳洲商务考察的人员。其中有一人正是当年被澳洲政府拒签了的。我与他一番交谈后，他身边一个带着浓重上海本地人口音的50多岁“乡村企业家”就问我：“他当时被拒签，你来了澳洲。六年过去了，你拿了个身份，而他以他现有的财力，搞个身份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你说，你们两个人，究竟谁得？谁失？”。对于他提出的问题，我只能是笑着无以回答。虽说人生处世的得失成否、钱财多寡不能用来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 但这发问也够我想一阵子的了。